【改革开放40年口述⑬】王勇军:我是冲着红树林来深圳 想安安心心搞科研

发布时间: 2018-11-15 11:23 | 来源: 中国网 | 作者: | 责任编辑: 王静

1992年,滨海大道的规划建设提上日程,红树森的生死存亡问题第一次引起大众关注。

当时规划的方案显示,滨海大道要从红树林保护区穿过,另外还有400多亩保护区内用地,计划建设一个污水处理厂。我们觉得:这怎么行!

我们不停地写报告,要求市里面调整规划。可按照国土规划部门的说法,深圳没有地方建污水处理厂了,滨海大道也只能从红树林穿过,只有这样是最合理的。我们说:这是不科学的,要北移。就这样,我们与国土规划部门一直争论到1994年。

那一年的1月17日,时任市委副书记王众孚带队到保护区现场办公,来协调这个问题。王众孚把地图摊开来,开始谈怎么走怎么走。在讨论中,保护区和国土规划局的两方人士持不同观点:我们以保护区主任刘治平为代表,要求往北移;对方说北移不行,和深南大道挨得太近了。

正在争论着,刘志平突然说了一句话:“那我们听专家的,听听专家怎么说。”他起来就指着我。王众孚还跟我握了个手,其实我那时候是保护区的专家,他不说保护区的专家,就说我是专家。但我是副研究员,也是高级职称,说我是专家也是对的。我就说:滨海大道要穿过的地方正是保护区的核心地段,红树林长得最茂密,而且还是国际候鸟的集中栖息地,按照国家的规定,这样的区域还是要保护的,我建议往北移。

王众孚说:“听专家的,往北移。”再谈到建400多亩污水处理厂的事,王众孚态度非常明确地说:“不要再占用保护区的用地了”。但不知什么原因,那次的现场办公没留下会议纪要,再加上后来王众孚又调走了,就等于没了依据。

当年10月,国土规划部门公布的调整方案中,路还是要把红树林一分为二,污水处理厂还是要建,并且开始行动了,施工队开始进驻红树林,我们拦也拦不住,就把此事紧急报告到市里。此时,市里的态度还是“会协调”,却不见有所行动。

眼看施工在进行,红树林遭到砍伐,事态紧急之下,我们意识到责任重大:如果按这个规划实施,保护区将名存实亡。时任保护区主任黄乔兰态度很坚决,给人大写了个紧急报告,还给省林业厅也写了报告,引起人大、政协、媒体的关注。

1993年,自然保护区办公室。

人大、政协的领导来过几次调研,电视上也开始播放有关的新闻,社会舆论在升温,最热闹的时候是那年11月16日到12月,这段时间几乎每天深圳的报纸都有关于保护深圳红树林的报道、评论,中国环境报也做了相关报道,这件事情在当时对深圳的影响很大,也令红树林保护问题正式进入大众视野。

媒体点燃了社会的关注度,市人大于12月26日出台了一个关于依法保护福田红树林的决议,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写了内参,深圳市的中学老师自发写了保护深圳红树林的联名倡议书,社会反响热烈。时任林业部副部长沈茂成在视察保护区后,专门给国务院写了一个关于深圳红树林遭到破坏的报告。1995年1月,反馈回来了,非常清楚地敦促深圳市政府要按国务院的规定办,保护好红树林自然资源。这个文件来了以后,影响很大,市里面也高度重视起来。

1995年1月12日到13日,省里又派了调查组到深圳,由时任省政府副秘书长游宁丰带队,13日,他与时任市委书记厉有为开会时,国土规划部门、建设部门的领导以及黄乔兰和我都在现场。得知前因后果后,厉有为很不高兴,还为此问建设部门的领导怎么回事。

那次会上,游宁丰和市领导沟通之后,表了态:第一,在不影响滨海大道的建设标准、使用功能的情况下,尽量北移;第二,规划国土部门要做出调整方案并进行论证,然后按规定报批。

这件事虽然有了一个明晰的结果,但当时的争议还是很大。有些政府部门颇有微词,觉得应该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例如当时有一位干部说:“你红树林不让动,深圳至少损失50个亿。”

我解释说:红树林是无价的。从长远来讲,红树林的生态价值对城市长远发展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深圳湾的红树林保护下来,对其周边的宜居环境、投资环境、城市景观,包括现代化城市的品位,甚至对于深圳市的综合竞争力都是有所提升的。

一个争论很久的问题就是,深圳的发展是不是必须只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我认为不是。我举了香港的例子:香港发展了近两百年,只用了可建设土地的20%多,但香港GDP指标比我们高很多,它单位土地产出创造的价值比我们高得多。香港的生态环境和米埔红树林保护得也很好,这就让我们看到,保护好环境的情况下求发展是可行的。只不过,当时的深圳认识有局限,毕竟开发土地发展经济立竿见影。其实这种认识的局限直到今天还有,不过情况已经比过去好了太多。

好在结果还是理想的。1997年10月,国务院批的新的红树林保护区红线和滨海大道建设方案同时批下来,滨海大道才动工。那段时间,我们的压力很大,直到确定红树林的核心主体能成功保留下来,才松了一口气。

通过这件事情,政府的态度也有了转变,后来重视起来。我记得很清楚,有领导提出,红树林保护区的办公地点看着像农村,和深圳发展是不匹配的,所以要重视红树林,包括红树林基础设施的建设。就这样,政府给拨了一笔数额不小的款项,我们新建了办公楼,红树林保护条件开始改善,保护、科研、宣教效果也明显有了成果,这算是一个转折性的标志。

从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从前,上上下下对红树林都不够关注,到后来一说红树林,大家不仅知道在哪里,而且知道应该保护好,这就是意义。

滨海大道建设时凤塘河口红树林被砍伐。

风平浪静后,保护区的工作慢慢理顺。2002年,我作为一把手负责保护区的全面工作,我干了几件事:一是对保护区总体规划重新编制;二是落实立法保护福田红树林;三是改善保护区工作条件;四是优化保护区内生态环境和周边缓冲地带的生态环境。

有一次,有位中央领导要来保护区看,市接待办领导问我条件怎么样,我说:条件很好,不管是环境还是管理。结果,他们就试探性地来看了看,当他们看到红树林各种鸟类、观鸟屋、浮桥等等,很高兴,很满意。就这样,当时市接待办的领导就说,就把你这块地作为中央领导以后参观地。我说好。

从2004年12月起,福田红树森保护区慢慢成来深圳的一张名片,很多领导干部都来看过。所以说,如果当年不是一批有志之士坚持把红树林保护了下来,怎么可能有这么一个视察点?

退休之后,我还在关注红树林,也有一些保护红树林的提案和建议,为红树林做点事情。令人欣慰的是,这几年,除了政府,保护红树林的民间力量也开始兴起,越来越多,比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以及各种义工组织的宣传、行动,都非常有效果,大众对红树林保护、自然保护、环境保护的意识也明显提高。

现在,红树林成了深圳人的朋友,周末大家都会去深圳湾红树林公园散步,外地有朋友来了,也会去那里散步、骑车。好多人可能不知道:现在的深圳湾公园,正是当年滨海大道北移后已经准备做路基的地方改建的。如今,生态文明开始深入人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宜居环境的建设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提升,大家认识到这是百年大计,赞同应该把红树林尽可能完整地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20多年的时间,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弹指一挥间的感觉。回想起来,对于红树林的保护,有不少有志之士为此做了贡献,这是人们不应该忘记的。我觉得,我这辈子做的最值得回忆、最有成就感的事,就是保护红树林,这里有我的努力,有我的心血,还有我的希望和骄傲。

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APP平台)转自《深圳口述史》丛书,部分内容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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