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口述⑬】王勇军：我是冲着红树林来深圳 想安安心心搞科研
三
1992年，滨海大道的规划建设提上日程，红树森的生死存亡问题第一次引起大众关注。
当时规划的方案显示，滨海大道要从红树林保护区穿过，另外还有400多亩保护区内用地，计划建设一个污水处理厂。我们觉得：这怎么行！
我们不停地写报告，要求市里面调整规划。可按照国土规划部门的说法，深圳没有地方建污水处理厂了，滨海大道也只能从红树林穿过，只有这样是最合理的。我们说：这是不科学的，要北移。就这样，我们与国土规划部门一直争论到1994年。
那一年的1月17日，时任市委副书记王众孚带队到保护区现场办公，来协调这个问题。王众孚把地图摊开来，开始谈怎么走怎么走。在讨论中，保护区和国土规划局的两方人士持不同观点：我们以保护区主任刘治平为代表，要求往北移；对方说北移不行，和深南大道挨得太近了。
正在争论着，刘志平突然说了一句话:“那我们听专家的，听听专家怎么说。”他起来就指着我。王众孚还跟我握了个手，其实我那时候是保护区的专家，他不说保护区的专家，就说我是专家。但我是副研究员，也是高级职称，说我是专家也是对的。我就说：滨海大道要穿过的地方正是保护区的核心地段，红树林长得最茂密，而且还是国际候鸟的集中栖息地，按照国家的规定，这样的区域还是要保护的，我建议往北移。
王众孚说：“听专家的，往北移。”再谈到建400多亩污水处理厂的事，王众孚态度非常明确地说：“不要再占用保护区的用地了”。但不知什么原因，那次的现场办公没留下会议纪要，再加上后来王众孚又调走了，就等于没了依据。
当年10月，国土规划部门公布的调整方案中，路还是要把红树林一分为二，污水处理厂还是要建，并且开始行动了，施工队开始进驻红树林，我们拦也拦不住，就把此事紧急报告到市里。此时，市里的态度还是“会协调”，却不见有所行动。
眼看施工在进行，红树林遭到砍伐，事态紧急之下，我们意识到责任重大：如果按这个规划实施，保护区将名存实亡。时任保护区主任黄乔兰态度很坚决，给人大写了个紧急报告，还给省林业厅也写了报告，引起人大、政协、媒体的关注。
1993年，自然保护区办公室。
人大、政协的领导来过几次调研，电视上也开始播放有关的新闻，社会舆论在升温，最热闹的时候是那年11月16日到12月，这段时间几乎每天深圳的报纸都有关于保护深圳红树林的报道、评论，中国环境报也做了相关报道，这件事情在当时对深圳的影响很大，也令红树林保护问题正式进入大众视野。
媒体点燃了社会的关注度，市人大于12月26日出台了一个关于依法保护福田红树林的决议，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写了内参，深圳市的中学老师自发写了保护深圳红树林的联名倡议书，社会反响热烈。时任林业部副部长沈茂成在视察保护区后，专门给国务院写了一个关于深圳红树林遭到破坏的报告。1995年1月，反馈回来了，非常清楚地敦促深圳市政府要按国务院的规定办，保护好红树林自然资源。这个文件来了以后，影响很大，市里面也高度重视起来。
1995年1月12日到13日，省里又派了调查组到深圳，由时任省政府副秘书长游宁丰带队，13日，他与时任市委书记厉有为开会时，国土规划部门、建设部门的领导以及黄乔兰和我都在现场。得知前因后果后，厉有为很不高兴，还为此问建设部门的领导怎么回事。
那次会上，游宁丰和市领导沟通之后，表了态：第一，在不影响滨海大道的建设标准、使用功能的情况下，尽量北移；第二，规划国土部门要做出调整方案并进行论证，然后按规定报批。
这件事虽然有了一个明晰的结果，但当时的争议还是很大。有些政府部门颇有微词，觉得应该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例如当时有一位干部说：“你红树林不让动，深圳至少损失50个亿。”
我解释说：红树林是无价的。从长远来讲，红树林的生态价值对城市长远发展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深圳湾的红树林保护下来，对其周边的宜居环境、投资环境、城市景观，包括现代化城市的品位，甚至对于深圳市的综合竞争力都是有所提升的。
一个争论很久的问题就是，深圳的发展是不是必须只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我认为不是。我举了香港的例子：香港发展了近两百年，只用了可建设土地的20%多，但香港GDP指标比我们高很多，它单位土地产出创造的价值比我们高得多。香港的生态环境和米埔红树林保护得也很好，这就让我们看到，保护好环境的情况下求发展是可行的。只不过，当时的深圳认识有局限，毕竟开发土地发展经济立竿见影。其实这种认识的局限直到今天还有，不过情况已经比过去好了太多。
好在结果还是理想的。1997年10月，国务院批的新的红树林保护区红线和滨海大道建设方案同时批下来，滨海大道才动工。那段时间，我们的压力很大，直到确定红树林的核心主体能成功保留下来，才松了一口气。
四
通过这件事情，政府的态度也有了转变，后来重视起来。我记得很清楚，有领导提出，红树林保护区的办公地点看着像农村，和深圳发展是不匹配的，所以要重视红树林，包括红树林基础设施的建设。就这样，政府给拨了一笔数额不小的款项，我们新建了办公楼，红树林保护条件开始改善，保护、科研、宣教效果也明显有了成果，这算是一个转折性的标志。
从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从前，上上下下对红树林都不够关注，到后来一说红树林，大家不仅知道在哪里，而且知道应该保护好，这就是意义。
滨海大道建设时凤塘河口红树林被砍伐。
风平浪静后，保护区的工作慢慢理顺。2002年，我作为一把手负责保护区的全面工作，我干了几件事：一是对保护区总体规划重新编制；二是落实立法保护福田红树林；三是改善保护区工作条件；四是优化保护区内生态环境和周边缓冲地带的生态环境。
有一次，有位中央领导要来保护区看，市接待办领导问我条件怎么样，我说：条件很好，不管是环境还是管理。结果，他们就试探性地来看了看，当他们看到红树林各种鸟类、观鸟屋、浮桥等等，很高兴，很满意。就这样，当时市接待办的领导就说，就把你这块地作为中央领导以后参观地。我说好。
从2004年12月起，福田红树森保护区慢慢成来深圳的一张名片，很多领导干部都来看过。所以说，如果当年不是一批有志之士坚持把红树林保护了下来，怎么可能有这么一个视察点？
退休之后，我还在关注红树林，也有一些保护红树林的提案和建议，为红树林做点事情。令人欣慰的是，这几年，除了政府，保护红树林的民间力量也开始兴起，越来越多，比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以及各种义工组织的宣传、行动，都非常有效果，大众对红树林保护、自然保护、环境保护的意识也明显提高。
现在，红树林成了深圳人的朋友，周末大家都会去深圳湾红树林公园散步，外地有朋友来了，也会去那里散步、骑车。好多人可能不知道：现在的深圳湾公园，正是当年滨海大道北移后已经准备做路基的地方改建的。如今，生态文明开始深入人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宜居环境的建设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提升，大家认识到这是百年大计，赞同应该把红树林尽可能完整地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20多年的时间，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弹指一挥间的感觉。回想起来，对于红树林的保护，有不少有志之士为此做了贡献，这是人们不应该忘记的。我觉得，我这辈子做的最值得回忆、最有成就感的事，就是保护红树林，这里有我的努力，有我的心血，还有我的希望和骄傲。
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APP平台）转自《深圳口述史》丛书，部分内容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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