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口述⑩】汪顺安：用“给贷筹借”建起永不落幕的深圳书城

发布时间： 2018-11-02 17:22 | 来源：中国网 | 作者： | 责任编辑：王静

编者按：汪顺安曾任深圳市新华书店总经理等职，1999年，他在深圳书城的6个出入口清点进入书城的人流量，每天的读者人次是5万人，销售额平均为34万元。深圳书城是深圳文化的象征，书城的建成也打破了媒体对深圳“文化沙漠”的名号，现在天天都是书市。

本期由深圳市政协特别支持，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APP平台制作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深圳口述史》图文系列特别报道。

汪顺安（资料图）

汪顺安，1982年来深，曾任深圳市新华书店总经理等职，曾获“深圳市文明市民”称号、第五届“韬奋出版奖”。

一

“文化沙漠”一词最早缘起于深圳。

1985年，那时深圳新华书店连临时工算在一起大概只有38个员工，还维持着原来宝安县新华书店的规模，年销售额250万码洋，利润总额15万，每个月人均工资大概是200块钱。15万块钱38个人，人均创利才几千块钱。

此时已经是特区成立的第6年，宝安县新华书店变为深圳市新华书店也已经6年了，但是门市没有增加，还是只有两个——解放路一个230平方米的，还有沙头角的一个，固定资产也没有增加。1985年，深圳市的建设已经热火朝天，人口也从原来的32万增长到100多万，但是城里面书店的规模没有扩大，图书陈列品种也上不去，社会上读者“买书难”的矛盾很突出。

当时的新华书店已经两年多没有当家人了（原来的经理病休），市里面便在文化局的中层干部当中挑人。新华书店效益不好、待遇又低，没人愿意去，于是就找到了我。我说：“我愿意一试，但我要有后路——要是干不好允许我回文化局”。

这是我第一次面向市场。我1960年参军，到1982年都是在文化机关工作，管过群众文化、专业剧团，会吹拉弹唱、写写画画，算是一个地道的文化人。当我到了新华书店后，听到大家在讲“码洋”、“实洋”，我感到很奇怪：“新华书店怎么还卖羊？”这时才知道码洋是指书的定价，实洋则是进货价。

那时书店还是闭架，前面有个玻璃条柜，服务员站在条柜后面，书又在服务员后面，读者根本看不到书的名字。另外购书环境也不好，天气炎热，地方太小，人又太多，店里气味很难闻，而且书的种类不全，很多人要看书时宁可托内地的亲友买了寄来深圳。可见买书有多“难”，也难怪有媒体给深圳冠上了“文化沙漠”的名号。

二

问题摆在那里，需要一项一项解决。后来我们通过规划局立项，他们也知道书店的建设远远落后了，所以在新规划的项目里面安排了新华书店的面积，比如建一栋楼，根据建筑面积的大小，按成本价卖给新华书店，一平方米400块到650块，我们一下子买了38个门市，加上先前的两个一共是40个。

有了这40个门市后，读者买书难的问题得到了缓解。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当时最大的门市也就1000多平方米，能陈列的品种只有一两万，而那时国家的出版物一年有8万多种，也就是说，读者在这里还是有四分之三的品种买不到。

我们研究后认为，必须要搞一个大型的图书卖场，陈列全品种，才能最大限度地解决读者的问题，但前提是有要足够的资金和土地。解决这两点谈何容易，要建这么大型的门市，一定要通过市委市政府才能解决。

深圳书城外景（资料图）

我就去找时任市委书记李灏。那天下班前，我先打了个电话给他，说晚上去找他谈谈新华书店的问题，他很高兴。那时书店穷，只有一台1.5吨的人货车，我就骑着自己的20寸小单车去他家，天下着雨，快到时，路上有个沙井盖不翼而飞，车的前轮就陷了进去，我的左脚也栽下去了，被擦伤了一大片。我当时心里一凉：“这么狼狈还进不进去呢？”

后来我就把裤腿放下来，盖住伤口，进去的时候还特意坐在书记看不到我左脚的那一边。他跟我讲了很多，特别提到：“我们解放的时候，解放军每解放一个城市，就把最好的场地交给新华书店。为什么我们现在搞特区，不能拿出一块好土地来呢？”听他这样一说，我心里有底了。

回去后，我写了报告，李灏做了批示，我拿着批示到计划局立项。计划局领导一看，报告中只要求政府拨款2000万，书店自筹2000万，建设12000平方米左右的门市。他就说：“这么点钱，建那么小的面积，建好了以后，你这个门市又落后了。你能不能跟规划局讲，给块大一点的地，我这里可以给你批多一点的面积和多点钱。”

后来我做通了规划局的工作，等我再回到计划局时，他们建议：原来的规划是12层，可以建到30层。李灏书记问我：“你建那么高干什么？你不可能把门市开到30楼。”我说：“办书店要贴很多钱，我没钱进货，办那么大的门市还是解决不了读者买书难的问题。我建高一点，就可以拿出写字楼的租金来补贴，这样才能使大型门市的经营维持下去。”他说：“你这样讲我就明白了。”

1992年，市政府动议给市民办10件实事，建书城位列其中。书城的选址几经周折，最后定在了深南大道上现在罗湖书城的地址。1994年，书城建到五层裙楼时，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于友先来到书城工地，我说连带地下室要建33层，达到42000平方米，他说：“这是我们中国出版发行业的最高建筑。”

项目立项时叫“深圳市新华书店中心门市大楼”。我心里琢磨，觉得名称太长了，读者不好记，品牌也难以塑造，得改。那时都在兴建什么“花园”、“中心”、“小区”、“广场”的，还没有叫什么“城”的。但我又不敢自己做主，于是就去找时任文化局局长苏伟光，他说：“谐音不好，你还没开业就输了。”我说：“新华书店也有‘书’字，书是我们的本质。”他觉得有道理，就改为了“深圳书城”，叫“书城”是国内第一例。

三

当时书城地上总建筑面积是32000平方米，再加地库10000平方米，投资上精打细算也得1.86亿。但立项那年，我们新华书店年利润才400万，要去撬动这么大额的资金，我的一位战友戏称这是“天狗想吃月”，我也心知难度很大。当时主管文化的市委副书记林祖基很支持，说：“钱的问题就去市政府‘挤牙膏’，挤一下总会有的。”

凭着“嘴勤、腿勤、脸皮厚”，我四处奔走，市政府都知道我这个“攻关老头”。最后在书城交付使用时，市政府一共批给我们7550万元，剩下的就是贷款、自筹资金和折旧费。1992年，年终总结给员工讲话时，我说大家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等把书城建起来，才有好日子过。所以，基建的那3年，没有多发奖金，员工也没有任何怨言。

其实那时深圳的贷款有个限定的总额度，每个单位都去抢指标。我心想新华书店这么小的一个单位，肯定很难抢到，便去找计划局要贷款指标，通过人民银行找到工商银行贷了3000万，再在其他4个银行东凑西拼贷了1000万。

后来贷款用完了，眼看着书城建了一半要停工，没办法，我又向职工借钱，他们都很热情地支持，后来还向文化局的职工借了钱。就这样，靠着政府给一点、银行贷一点、自己筹一点、向职工借一点这四个“一点”，我们把书城建了起来。

在考察工地前，于友先署长考察了3个比较大的门市，他说：“老汪，我看你们这些门市跟国外书店的水平差不多。”我说：“还是有差距的。”一路陪同下来，在他高兴的时候，我趁机提出能否把第七届全国书市交给我们办。

那时候第六届全国书市在武汉刚结束，两年一届，第七届时，我们书城刚好交付使用，这样有利于书城的开业宣传。我对于署长说：“可以用全国书市促进书城建设。香港回归在即，还可以促进两地的交流。”他很高兴，说我这个动议很好，但据他所知，下届书市好像已内定给西安了，只是不知道文件下了没有。那时候出版署办公厅的主任也在现场，他说文件起草好了，还没发出，就等署长签字。我心里想：“有希望。”

最终，我们争取到了第七届全国书市举办权，那还是全国书市首次在非省会的城市举办，也是首次在新华书店自有物业举办，我们还首次出资安排西藏代表团参加。书市开业时，万人空巷，当时热闹隆重的场面在深圳卖场活动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考虑到深圳读者买书的欲望，而书城的面积就这么大，我们觉得如果不用票来控制人流量，非挤出人命不可。所以在开业前，我们就向物价部门打报告说开业要卖门票，工商局都觉得很奇怪：“怎么卖书还怕顾客多？”后来我们讲清楚道理后，他们就批准了一张门票5块钱。最终，我们卖了37万人民币，每天卖出6万张左右的门票。

1996年11月8日，书城开业，同一天，书市开幕。书城广场以及两边的金丰广场、深业广场、对面的地王大厦以及深南大道的人行道都站满了人，起码有十几万，还有东莞、惠州的读者大老远赶来。

书城开业也证实了“深圳速度”。出版发行界的老板们前一天就到了，他们一看，书城广场的草皮和大王椰都还没有种，忧心忡忡地问：“你这样子明天能开业吗？”我说：“要相信‘深圳速度’”，结果，草皮和树一夜全都种上去了。

四

书市开幕那天，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员赵忠祥准备在书城广场签售《岁月随想》，我们预先摆好了3000本。维持秩序的警察过来一看，说广场上已经弯弯曲曲摆起“长蛇阵”，在这里签售会出乱子，要搬到大剧院广场去。本来10点钟签名，一直推到11点半。又换场地又推迟签售时间，但一点也没影响读者的蜂拥而至。签字仪式后，深圳电视台记者采访赵忠祥：“有人说深圳是文化沙漠，赵老师怎么看？”赵忠祥说：“我认为深圳不是文化沙漠，是文化绿洲。一个书城开业，来了十几万读者，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怎么可能是文化沙漠呢？”后来新华社记者部主任写了一篇长篇报道，说“深圳书城的开业一举摘掉了‘文化沙漠’的帽子”，被《人民日报》头版转载。

书市持续了11天，图书零售额达到2117万，订货总额突破3.2亿大关，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都来这里订货。高峰时期，书城内的读者一天达到7万人。我看到有些读者全家出动，购书车都装得满满的。还有香港的读者直接拉着个大皮箱过来买书。

在这次书市上，除了购书车和斜角书架是我们首创之外，BIMS图书营销管理系统也是首次运用，用POS机扫条形码代替以前的人工操作，这大大提高了效率。这个系统是我们和香港公司联合研发的。

五

刚要建书城时，我心里是没底的，预测如果每天销售12万元的话，一年要倒贴一千余万元才能保持正常运转。1999年，我在书城的6个出入口清点进入书城的人流量，每天的读者人次是5万人，销售额平均为34万元，远远超出我的预计。

国外的出版社到了香港，都会过来深圳书城看看，我自己出国考察，发现我们书城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书店，目前国内每年的出版物有20多万种，我们陈列的品种基本齐全。我想起自己在1996年书市开幕剪彩后，做的那个5分钟的讲话，其中有一句承诺：“这将是个永不落幕的书市，我们的目的是让深圳人天天享受文化大餐。”

深圳市委市政府深感建设书城是正确的，所以，后来又有了南山书城、中心书城，去年又开工兴建沙井书城，还有即将开工的龙岗书城，以及正在规划中的光明、龙华、坪山三个新区的书城。深圳将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书城群体，让读者可以就近购书。由此可见市委市政府对建设精神文明、实现市民的文化权利的重视。

1996年，书城开始推行连锁经营和量化管理。我招来的大学生包括博士生，至今还在出版发行集团的各个岗位上发挥着作用。在一代代书城人的努力下，书城以书为媒，带动其他产品的经营，逐渐发展成为一艘文化产业的巨舰，集旅游、文化产品、餐饮等于一体，销售总额和利润每年都像滚雪球一样快速增长。时任深圳市文化局局长王京生来书城考察时，很诚恳地说：“你为新华书店留下的最大财富不是9万平方米的固定资产，而是人才。”

书城能有今天，绝非我一人之力，还离不开政府、企业和员工的通力合作。深圳聚集了大量高智商的人才，要进行知识的更新，就需要不断学习，而深圳已连续20多年保持人均购书量全国第一的成绩，也是公认读书氛围最浓厚的城市之一。

如今，深圳书城已经是深圳文化的一个象征，是深圳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我现在有空就会去书城看看，很欣慰，我的承诺兑现了——现在天天都是书市。

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APP平台）转自《深圳口述史》丛书，部分内容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