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口述①】深圳前市委书记李灏：调任深圳就像上前线

编者按：深圳市政协历时数年，王穗明、戴北方两任主席亲自主编、多部门参与、精英团队操刀的 《深圳口述史》视频和图书先后出版，采访发掘、整理编撰了极其宝贵的深圳改革发展“三亲”史料。这部系列史料著作中，有百余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亲自参与深圳建设的各方面代表人士口述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APP平台特别制作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深圳口述史》图文系列报道，第一期推出《深圳前市委书记李灏：调任深圳就像上前线》。

李灏，1926年生于广东电白，1985年自国务院副秘书长职务调任广东。历任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深圳市市委书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等职。是迄今深圳经济特区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市委书记，在20世纪80年代，推动了特区的进一步思想解放和改革进程，使特区担负起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的双重功能。1992年，全程陪同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退休后，于2005年组建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任会长。

2015年8月22日，李灏在深圳市政协回忆和深圳一起度过的宝贵三十年。

我快90岁了，在深圳的时间基本占了人生长度的三分之一。这30年的故事太多了，3天3夜都讲不完。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就跟刚建立经济特区的深圳打过交道，只是那个时候，我万万没想到这里会成为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座城市。

一

来深圳任职前，我与经济特区就有一段渊源。1979年，为落实小平同志关于建立经济特区的指示，谷牧同志会同广东、福建两省领导同志研究实施方案，连续两年都开了工作会议。这两年的会议我都参加了，也曾随领导来宝安、深圳视察过，对深圳建设经济特区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1985年，那时我在北京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有一天，国务院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中央决定派我去深圳工作。

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各地建设都是靠政府列入计划才得以开始的，不是通过市场行为进行调节的。全国各地都要发展，财政就会有困难。当时梁湘同志在深圳做得有声有色，但是深圳建设也存在规模过大、投入太多，从银行借债数额大的问题，财政压力大。有人还说，深圳办经济特区，内地就变灾区，对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有意见。1985年初,香港有媒体曾连续发表了12篇文章,将特区建设的成就说得一无是处，连深圳大学的建设也专门被批了。这个系列报道题为《深圳庐山真面目假大空》，说深圳是“假大空”。

对于改革而言，经济特区是个新事物，对全国都有影响。那个时候，特区发展刚开始起步，一方面需要建设的地方很多，另一方面大家确实经验不足，以为搞经济就是铺摊子，战线过长。要来深圳，就意味着要接手很多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选中我，但我明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很犹豫，对自己能不能胜任信心不足。离京赴深前我曾说，我要上前线了，当时真是这个心情，感觉特区的舆论压力很大。

离开前，很多领导关心特区建设，找我谈话，但有3位领导没找我，我也不敢主动去找：一位是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一位是陈云同志，一位是小平同志。有一次我遇见李先念同志，他说知道你要去深圳了，找陈云同志谈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你应该去找找陈云同志。这是他给我的建议。但是陈云同志德高望重，他没找我谈话，我就不好意思主动去找他。

调任前，本来小平同志安排了时间跟我谈话，但我因为参加了一个在广东开的会议，顺便来深圳调查研究了几天，结果错过了这个机会。后来我回北京找他，那天去时他又临时有事情，他知道我都买票了，就说那你回去以后再说吧。就这样，这次谈话一拖就拖了八年，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的时候。

二

来深圳前，我最后一次跟国务院领导谈话，我就着重问，说深圳还算不算特区啊？他说当然是特区啦。我又跟他说，既然是特区，就应该给我一点权力能够进行改革。他说当然是这样了。但是体改委跟我的工作没有关系，那行吗？我说我是不是可以跟体改委建立起这个关系，把我这个特区改革列入改革系列？

1991年7月3日，李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上致辞。

我当然不是说要按照当时内地的那套方法来管我，但是我想特区改革总得有个“头”啊。他也答应，说你去找安志文同志（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完了我说你还得给我点权啊。我知道梁湘同志曾经推出深圳工资改革方案，把工资提高了一点，广东省里就觉得标准太高了，要求停止执行。

我说他那里提高点工资，是他自己定的，你省里为什么取消他的改革？那不是一点权力都没有了吗？那我做的改革决定，是不是省里也会收回？领导就不同意啦，他说你可以去广东跟谁谁讲。我说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不能这可以改那不可以改，可不可以突破现行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领导点头同意。

我这几条很重要。有了这点权力，来深圳就有点意思啦，所以我说来深圳有点曲折，但是大家都很重视。我要了点权力来深圳，才能做一些改革，像那个把工资改革收回去不算数的决定，我来不久就撤消了。

经过调查研究，我酝酿了一些改革举措，首先就是建立了市长办公会议制度。之前深圳没有这项制度。因为我还不是市委书记，整体工作不能管得太多，就想通过市长办公会议组织各副市长、党组成员、各局主要负责人来开会，建立一个制度化的集体领导机构。

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制度，民主集中制，不然人家说光你定个事情，没有市政府集体领导。1985年底，第一次市长办公会议上，我就提出了四项改革举措，成立4个机构，分别是：外汇调剂中心、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监察局和城市规划委员会。

其中，最紧迫的改革就是建立外汇调剂机构，要清除、取消、解决外汇黑市的交易，取缔黑市。我来深圳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建立外汇调剂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