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口述①】深圳前市委书记李灏：调任深圳就像上前线
三
为什么说是最紧迫的呢？因为那时我们还是计划经济，有汇率制度，又要加强外汇管理制度的高度集中统一。全国所有的外汇统一由中央把控，基层外汇机构没有权力管理外汇。出口企业收入的外汇，不管你是否收支平衡，全部上交，兑换成人民币，亏了由中央补助，赚了的统统收上去，这样出口企业就缺乏创汇积极性。深圳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1985年9月25日，李灏在深圳火车站迎接到访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的汇率制度不好，挂牌汇率虚高。当时深圳有两种汇价，一种是官方挂牌价，一种是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此外还有不合法的黑市价。举个例子，比如我是一个经营外贸出口的企业，我要用三块钱成本收购一件货物，卖出口换回了1美元，那你起码要给我三四块人民币换1美元才行。但是当时没有，1美元按官方价只能换一块多人民币。因为外贸体制限制，从基层到中央，你亏了有中央补助，不用担心亏不亏本的问题。
但在深圳，我收了1美元不上交给中央，而是拿去卖给需要外汇的单位，就可以换到三四块钱，黑市价更高。所以当时的黑市交易非常突出，中纪委就来抓人。中纪委五室的一个马主任带了几十人来深圳，任务就是清查外汇黑市，加上省里、市里的人，成立了上百人的专案组，还抓了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的一个总经理。
有一天，马主任到我家里来说，现在要处理公司第一、第二把手。我说马主任你们抓人抓得太冤枉了，人家拿三四块钱的成本换成美元回来，你给结算两块八，他肯定是亏损的，他在黑市可以卖四五块，他这是合理不合法。但是这只是企业内部的行为，他个人没有从中牟利，不应该抓人。我们正想改革，让外汇调剂合理又合法。
1985年11月,我们搞了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中心,买卖双方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参加调剂，市场作价。比如1美元，有人愿意出三块，有人愿意出五块，就等于竞标的方式，我说这是合理的，它不是什么投机倒把就可以了。马主任见了这个制度后就没有把人抓走，专案组也撤走了。
在当时，我建这个外贸调剂中心还是很艰难的。我开市长办公会议，深圳人民银行的罗行长来参加，我说建立这个机构是市委市政府决定的，但是委托你来办，一切买卖、人员啊都是你来管，我不干预。他回到外汇管理局，局里还有一个外汇管理的副经理，人们就说哎呀老罗怎么领那么多犯法的事做啊？他说市长刚来，我不做怎么行啊？最后他也执行了。
我最早得到中央批准的改革就是这个外汇调剂。到当年年底，我听北京传来消息，中央一个会议上说，李灏还搞了一个外汇调剂中心，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哦。但是外汇管理局批下来、正式合法是在次年的七八月份。之后全国40多个城市都来参观外汇调剂中心。
当时真是火烧眉毛啊！我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干了这件事，没干的话就要乱抓人。晚上树林里都是悄悄卖外汇的人啊，要换美元就去偷偷交易，改革之后外汇调剂一下子就合法了。现在来讲，外汇调剂对国家发展是有利的。
四
外汇调剂问题解决后，国有资产管理的改革第二年就开始了。我来深圳之前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我们的机关单位没有一个不做生意的，因为它没有经济来源。
1986年10月15日，李灏在深圳皇岗口岸建筑工地研究基建项目建设情况。
1988年6月28日，李灏在深圳首届荔枝节开幕式上致辞。
政府机构可以检查、监督企业，但不能去直接经营。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政府的企业有多少资产、多少收入，负债多少，谁也不清楚。所以我们决定政企分开，把那些政府单位的企业通通集中起来，建立一个投资管理公司，专门负责管理国有资产。1987年，投资管理公司成立后，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弄清深圳有多少经营性的国有资产，负债是多少，净资产是多少。国有资产不再是一笔糊涂账。
这些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我们先做的。1992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召开期间，吴邦国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时候，他还找我谈国有资产投资管理的经验，上海也想取经，学习深圳的办法。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先搭起架子，再开始实验国有企业经营股份制改革。所有制改革不仅涉及国有资产，我们也要让私有制经济合理合法。之前深圳的很多私营企业都要找挂靠单位，没有合法身份，企业负责人都成了“资本家”。1987年，我们出台《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给私营企业戴上了一顶合法的帽子。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后，私有制经济才有所放开。无意之中，我们深圳就成了这项改革的先锋。多年后，我在全国人大工作时，有一次陪同安志文等同志参观华为。安志文同志问任正非，你这样一个小企业是怎么办起来的？政府投了多少钱？任正非说，我就捧着一个红头文件办起来的。这个红头文件，就是我们当初出台的兴办民间企业的规定。
建立城市规划委员会也是发展需要。我想我们特区建设初期，一切规划都靠北京，我很熟悉北京规划局，城市建设越来越大，工作越做越多，人家就不可能做得那么具体了。所以，我要建立起一个我们自己市里的规划机构。我说规划既要听中央、省里的意见，但整体上规划权还是要掌握自己手上。所以谁当市长谁就当规划委员会的主任，从我开始，到现在深圳还是这个传统。
建立监察局是一项行政体制改革。为什么要建立监察局？1985年我第一次在深圳接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时候，他问我深圳有没有官员贪腐赌博啊？我说我刚来，具体不了解，但我这里也不是世外桃源，总会有吧。他说那你准备怎么办呢？我说要学习新加坡反贪局、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在政府中设立监察局，把干部队伍管好。
外汇调剂、国有资产改革都没有人说不行，规划委员会也没有人反对，但是监察局的成立遇到了问题。直到1987年，监察局才最终成立起来。
深圳成立监察局后一年多，对全体干部进行了检查，全国各地也纷纷成立了监察局。我很感谢尉健行同志，他对我们非常关心，也非常支持我们深圳的监察局。1993年1月，中央决定中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体制。全国各地的纪委和监察部门都合署办公了，尉健行同志却主张保留深圳监察局不合署，比较两种模式的利弊得失。
这些改革是我来深圳初期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在这四项改革的基础上，后面深圳的改革就多姿多彩了。
有人说我很大胆，有我在他们就不怕，敢大胆改革往前冲。但别看我个头大，因为我是独生子，其实胆子很小。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深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探索，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APP平台）转自《深圳口述史》丛书，部分内容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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