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口述④】陈志列谈“研祥”来历：咬牙创业就想给中国人争口气

编者按：在深圳市政协特别支持下，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APP平台特别制作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深圳口述史》图文系列报道，第四期推出《研祥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列：咬牙创业，就是想给中国人争口气》。陈志列1992年来到深圳，他感到深圳的创业氛围是股强大的历史潮流，于是没有犹豫，决定下海。如今，陈志列创立的研祥带着“深圳创造”的烙印上天入海，走得更远。

陈志列，1992年正式来深，现任研祥集团董事局主席、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中方理事等职。

一

我来深圳时，恰逢小平同志第二次南巡。在“春天的故事”影响之下，深圳创业浪潮涌动。

我的祖籍是江苏无锡，但从小在沈阳长大。1990年，我从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系硕士毕业，被分配到北京航空部的设计院。不久，设计院在深圳成立了一个窗口单位，我被派到这边负责工业控制计算机的工作。那时深圳在我们的概念里还是一座比较边远的城市，领导便对我说：“你去特区锻炼锻炼。”1991年底，我第一次来深圳考察，从下榻的酒店走到街上，看到有女孩穿超短裙，冬天还有花开，叶子还是绿的；而这时北方人正穿着厚厚的羽绒服，万物萧条。从小没在南方生活过的我感到很惊喜：“深圳真是一个没有冬天的城市。”

那时深圳很小，出了上海宾馆就是农村，环境比较艰苦。考察完了之后，我回北京过年。第二年开春，新婚燕尔的我出发去深圳。

我是1992年3月3日正式到达深圳的。下半年，深圳掀起了海内外投资创业的高潮，高楼如雨后春笋冒出来，面貌焕然一新。有一天，我和5个老朋友、老同学吃饭，他们每人给我递了一张名片，我一看，上面全印着我不知道的公司名称，而朋友们的头衔都是“董事长兼总经理”——都创业了。他们鼓励我说：“老陈你也创业吧。”

我感到深圳的创业氛围是股强大的历史潮流，于是没有犹豫，决定下海。但在那个年代，国家机关干部来深圳后就下海创业并不多见，我的父母和岳父岳母都反对我扔掉这个“铁饭碗”，而且我当时拿的是双份工资，加特区补助每个月有2500块，在当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们单位此前也没有先例，同事们很诧异，领导也劝我说：“创业的风险实在太大了。”但在历史的洪流面前，在那种创业激情四射的氛围里面，我情不自禁、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

1993年，我找了其他4个朋友搭档组成团队。他们四人都是我在西安上研究生时认识的朋友，志同道合，一起来干老本行——工业控制计算机。实际上它在国外也是新兴事物，最早于1987年诞生于美国。我在1987年读研究生时，用的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原版英文教材，因为来不及翻译。那时我们这一专业全国才3万名研究生，记得校长跟我们说：“你们是科研的‘国家队’。”也就是水平最高的一帮人，我们也对自己的技术充满信心。

1990年，外资企业生产的工业控制计算机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当时需求特别大，但内行人一看就知道定价过高。我们心里颇为不平：“我们也懂技术，凭什么任由外国人摆布？”于是决定加入竞争队伍。

现在回头看，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时候我家里的存折上只有500块钱，我们几个人东拼西凑了3万块做启动资金，在南光大厦租了28平方米的办公室。怕别人说我们公司小，不愿意和我们合作，我就用一块玻璃就把房间一分为二，买不起磨砂玻璃，我就用磨砂纸贴着，让别人看不到里面的格局。办公室太小，只能放下3个座位，有两个人平时要在外面的沙发上办公，有客户来了，他们就得让出沙发，去走廊呆着。有些时候，大家也为这种寒碜感到信心不足，我就打气说：“这可是我们‘研究生的发祥地’啊!”还专门把这七个字填在工商局注册公司的表格上，想用作公司的名称。当时服务窗口的业务员说：“七个字太长了，干脆就叫‘研祥’吧！”他们科长附和道：“你如果叫‘研祥’，目前没有公司和你重名，公司申请能一次通过。”我听了当场拍板，就它了！公司的名字由此而来。

我们起家的方式跟大多数电子类公司一样，是给外资的工业控制计算机做代理。最初代理的是美国IBM公司，他们“大块头”计算机的系统差不多有一个人高，里面密密麻麻地装满了元件和线圈，要卖四十几万。当时的国营大工厂是我们的主要客户，在引入计算机控制前，工厂里的锅炉需要人工填煤，煤量可控性差，如果半夜值班的工人打个盹，锅炉就容易烧干熄火，耽误生产。而钢板厚度低至几毫米的轧钢技术，人工更是无法操作，必须靠机器实现。一旦计算机系统介入操控，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锅炉可以在系统控制下，根据炉内温度，定量地喷洒煤粉；又薄又均匀的钢板也可以批量轧出。

使用我们代理的机器后，这些工厂不仅提高了效率、节约了原料，还降低了意外事件的发生机率，他们非常满意，我们的利润也由此滚滚而来。两年之内，我们就赚到了整整3000万元的收入。

二

当时国内坐上代理这艘顺风船的不止我们一家，但我们却是第一家下定决心“逆流而上”，做自己的品牌与产品的公司。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不服气——我们明明也有实力开发出优秀的产品，但现在市场上大家只认可美国、德国或是日本的技术，我们想让大家知道，中国人在这个行业也能做得不错。

1995年，拿着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我们五个合伙人用一顿饭的时间达成了共识：做自己的产品！那个时候大家都是30岁出头，五个“光棍”在深圳，没什么好商量的，做什么决策都很快，也都有些不计后果。现在想想，如果这个团队是在北京干的话，做一个决定肯定要征求亲朋好友的意见，哪有这么干脆？但实际上，我们几个都是书生出身，什么经验都没有，当时也找不到外包的广告公司，连广告词都得自己想……这是一条前途未卜的道路，但我们还是咬牙上了，就是因为想给中国人争一口气。

研发是个无底洞，到底要投入多少，我们心里也没数。在1995年一年之间，我们把原有的3000多万收益全部砸了进去，开厂、购买设备、研发产品、拓展市场等全面铺开。公司的代理生意也在继续做，后来，我们又陆陆续续把做代理新赚来的钱都投了进去。现在我都很佩服自己那时候的豪迈与勇气，心里只想着“我们是从零开始的，大不了全部亏掉，一切重新来过”。另外，深圳是移民城市，谁也不认识谁，这样容易产生宽容失败的氛围，因为大家远离了熟人圈子，通讯也不方便，就算做事失败了，春节回到家可以继续跟家长、同学“吹牛”说我干得不错，第二年回来再接再厉；但要是在打小熟悉的地方，一旦你的公司有个风吹草动，舆论早就传遍了，你连挽回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从全球范围来看，也确实是移民国家和地区更容易培养出强大的创新或创业能力。

公司资金需求大，但在那个时代我们却无法向银行贷款。当时，VC和PE是闻所未闻，天使投资更是天方夜谭，我们全靠自己，钱花完了也不去想结果，因为不敢想，怕动摇，只是一心做研发。很快，第一台国内自主研发的工业控制计算机在我们手上诞生了。后来越做越大，产品线越拉越长，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但每年年底还是见不到钱，因为都投进去花光了。现在有些大学生和我交流时说，自己创业很艰难，我就说你们已经太幸福，有一份商业计划书就可以筹到钱——我们那时只能靠自己，至少在资金层面上比你们难太多了。

1997年，我们在车公庙工业园买了厂房，那儿现在改名叫“天安数码城”。有了抵押，我们从深圳发展银行贷了第一笔150万的贷款。

当年给我贷款的行长姓仇，我领着他先来公司办公楼，然后又去西丽的工厂查看，前前后后走四个小时，汗流浃背。回到车公庙，仇行长和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陈总，你一下午讲的内容我一句都没听懂。但这个钱我贷给你了。”我立马懵了，问他：“我就问您一句，您没听懂为什么还贷给我？”

他解释说：“第一，下午你陪我去了办公室和工厂，但现场没有一个员工抬头看我们，都在干活，这说明大家业务量充足，并且你们待遇不错，你对他们很好；第二，我看了你的营业执照，1993年到现在已经五年了，你们中途没有更换过营业执照。作为一家私企，五年没关门说明你肯定赚钱了——你的赚钱能力强。所以，我们银行同意贷款给你。”

我听了特别感激他。但这好不容易贷来的150万我们很快就花完了，再去找仇行长时，他告诉我必须先还了前一笔款项，经过资信评估之后，第二年才能再申请。

正当我为紧巴巴的钱袋子发愁之际，机会来了。1998年，我的一位同学从北京来深圳参加一场名为“高新技术与资本市场”的研讨会，让我陪同他一起去参加。我看到这个名字，心里狐疑：“高新技术我懂，但资本市场是个啥玩意？”

在研讨会上，与会的经济学家、大学教授、证监会的官员以及香港嘉宾轮流高谈阔论。一开始我听得一头雾水，但后来我听懂了：“发展高新技术，光用自己的钱是不够花的，还得学会在资本市场融资，那就是上市。”这场研讨会让我感觉醍醐灌顶，我越听越着迷，明白我们很可能会有另一种干法，另一条“出路”。

当上市的计划还只是我心里一幅草图时，1999年10月，首届高交会开幕了。它除了是一个技术产品的展览会，还是高新技术与资本市场的“联姻会”。当时深圳第一家创业科技投资公司（俗称“创新投”）刚成立，在高交会前几个月，“创新投”找到我们，说政府要投资高科技企业，但只做小股东。首批签约的有6家公司，研祥是其中之一，这是首届高交会的头条新闻。

“创新投”按照我们公司的估值，给我们投了2000万，占12%的股份，这也意味着政府间接承认研祥的市值为2个亿。对于注册资本不到100万的我们而言，那简直是天文数字，无疑给我们注入了一支强心剂，我们的底气大增。

2003年，经过评估，我们认为公司各方面条件相对成熟，开始筹备上市事宜。当时由于在国内A股市场IPO花费的时间比较长，按照政策法规，我们选择在港交所刚设立不久的创业板H股上市。我们拿出25%的股权融了一个多亿，后来又转到了香港的主板。我们是国内第6家登陆H股的民营企业，也是目前本行业唯一一家H股上市公司。说来我们真的非常幸运：创业板在香港也是一个新生事物，那些年几乎所有的“新生事物”，包括小平南巡后的创业潮、高交会的第一笔投资，以及刚刚起步的香港创业板，我们都赶上了。

此前，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来找过我们，当时国内也有一些企业去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但对于我们而言，香港实在是太方便了——香港的券商、律师和会计师可以当天来回，我们去香港也有同城的感觉，单单是路演这一块就节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而且我听得懂粤语，跟香港的分析师沟通起来也很顺畅。但是这两年，我们也产生过转回内地股票市场的想法，因为香港的证券分析师更加熟悉的是地产和金融行业，而近些年内地的分析师对高新产业的了解已经相当深入，并且，许多在国内上市的高科技企业，其市盈率已经达到我们的十几倍，这对我们确实有极大的鼓舞和诱惑。

上市正是研祥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它一方面解决了原本融资速度赶不上公司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上市前，我们去参与项目的招投标，都要准备一沓厚厚的资料；在上市后，比如我们去投北京一个地铁线的标，只要说是香港上市公司以及股票代码是多少，在资质审查这一块就不再需要提交一堆冗杂的材料，很快就通过初审环节。

一直以来，无论是我们出口产品的物流货柜还是我们坐国际航班到海外拓展业务，从深圳去香港这个国际空、海港，都非常方便快捷。因此，借力深圳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研祥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