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口述④】陈志列谈“研祥”来历：咬牙创业就想给中国人争口气
三
随着多年的发展，研祥成为了国内最大的特种计算机（即工业控制计算机与军用计算机的统称）自主研发和制造企业，目前跻身全球前三甲。除了人们平时随处可见的民用与办公用计算机，特种计算机可谓同样无处不在——它广泛应用于铁路、公路和楼宇的电子监控、ATM提款机、POSE机、加油站等，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但又无从可见，作为核心部件，它被放置在设备的内部，我们是“嵌入式”的，跟英特尔一样，是“Inside”，行话来说就是“隐形冠军”。2008年，前外经贸部副部长、时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来研祥考察，他一看就明白了，说：“你们做的就是一个大型关键设备里面的大脑、心脏和血液。血液就是软件，大脑和心脏就是硬件。”龙永图的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我们公司的广告语和产品目录的开篇语。
研祥的最早一批客户是外地大型国企，他们在大的机械生产线和供暖锅炉上使用我们研发的工业控制计算机。深圳不是大型制造业国企的聚集地，但在智能化和信息化领域，比如深圳地铁1号线、广深高速都是最先应用了研祥的产品，后来广州地铁、上海地铁以及沪宁高速等工程都相继使用。
我对研祥的产品覆盖率一直很有信心，有一年，时任深圳市政协主席李德成带领深圳市政协代表团去河南访问，我随团一起去。路上李德成问我：“志列啊，你的产品河南这边有用的吗？”我说有啊，加油站就有。他就跟我认真了，当时车正在开往开封的高速公路上，李德成就说：“我要去洗手间，咱找个加油站停一下，顺道看看设备是不是他的！”因为我们的产品覆盖率是70%到90%，所以路上我心里还是有一点忐忑，找到加油站停下后，李德成问：“志列，你设备在哪呢？”我跑到加油柜前一把将柜子打开，大家围上去一看，赫然见到“研祥”两个字。我想这可是名副其实的了，想造假现装都来不及，就对主席说：“主席你看，这就是研祥。”
研祥的确是用实力和服务说话，正因为客户使用效果都不错，售后服务也有保障，在其他公开的全球招标中，我们才有机会频频中标。事后，我们总结：因为深圳较早开始城市自动化方面的摸索，在智慧城市的建设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这让我们的产品有了一个很好的率先应用平台，有助于我们将产品推向全国甚至进军海外市场。
目前研祥已有超过600项发明专利和近千项非专利核心技术，100%都是自主知识产权，对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的坚持，实际上在竞争中，尤其是在海外与国际性大企业的竞争中对我们起到了有效的保护作用，使我们免于产权官司的纠纷。
研祥的产品现在基本覆盖了全球，目前国内外市场份额分别是25%和75%，全世界有超过100个国家在应用“研祥Inside”的产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在外出考察或学习时发现，很多国家的用户并不会记得“研祥”这个名字，但他们知道这个东西是中国深圳做的，知道深圳是一个出产高科技产品的地方，我们的产品实际上都留下了深深的“深圳创造”烙印。
更令我们骄傲的是，从“神五”到“神十”系列飞船以及潜到世界上最深海沟的“蛟龙”号潜水器，都在用研祥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它们正带着“深圳创造”的烙印上天入海，走得更远。
随着传统产业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方向转型升级进程的加快，未来智慧城市的大量涌现以及中国信息安全的需求发展，我可以预见研祥在国内市场的空间将越来越广阔。这让我们很振奋，也倍感肩上的责任重大。
四
有时我会自嘲：“我是正规的‘土鳖’，创业前没有在海外留学过。”但研祥的经验证明，“土鳖”做高科技也能做到领域内全国第一、全球老三，也能主导国家标准的制订，把握世界级的话语权，同时我们还在往前追赶。
2008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研祥视察时说：“科技创新，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他一语中的——做高科技，只有抢“头啖汤”，才有自主定价权和话语权，然后把利润赚回来投入研发，形成良性循环。慢了半拍都不行，落后就可能挨打。
自我们在国内率先迈入特种计算机的世界竞技场开始，就处于混战的状态，一开始就与外国人对打，他们是老手，我们是年轻人，没有任何的关税保护，有时候背后吃了一记闷棍，都不知道是谁打的。一路就是这么打出来的，今天硝烟散去，“老大”是我。之所以能一直坚持到今天，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骨子里属于中国人的顽强信念。华夏大地上的这个民族，这两百年虽然落后了，但是认为自己“行”、希望证明自己比他人强的想法其实埋藏在血液里，代代相传，从没断过。直到今天，这个“证明”仍旧在过程之中，但我认为可能再过个二三十年，会有更多人认可中国人确实优秀，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一支优秀的民族。
而我们能实现突围、甚至能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逆市飘红，另一个重要的保障就是深圳——正如我曾向时任总理温家宝汇报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深圳，没有深圳就没有研祥。
深圳除了具有改革开放、毗邻香港以及作为移民城市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历届市委市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发展高科技产业。1995年的一天，由市科技局牵头，包括统计局、财政局以及税务局等7个局评选了“深圳民办科技企业30强”，当时华为排名第2，研祥排名27，这是我们获得的第一块奖牌，那时候我们才开始自主研发不久，无疑受到了巨大的鼓舞。而“民办科技企业”这一称谓正是深圳的独创。
在其他城市还在费尽心思地吸引外资投资时，深圳很早就开始扶持本土的民营科技企业，顶住压力把“三来一补”往外迁，为发展高科技产业腾出空间。而且深圳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非常克制，对企业的管理分寸拿捏得非常老道，从制度上鼓励和保障创新。
深圳有90%以上的科研人员、研发机构、研发资金、研发成果及产业化都在企业，确实把钱用到了刀刃上，这个方向是一直都没有偏离的，所以高科技转化为生产力、高端就业、税收和GDP，成为深圳的支柱。近几年，我在全国政协开会时也提议将这一模式在全国推广。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深圳堪称全国楷模。
现在，创业的成本和我们那时相比或许提高了一些，但我依旧认为深圳是一个适合创业、创新的热土，它能够为民营高科技企业做大、做强提供最好的环境——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五
我记得我在1998年去拉斯维加斯参加电子展时，外国人问我从哪里来，我脱口而出说“我来自深圳”，对方一脸茫然，不知深圳在何处，我只好说：“香港旁边就是深圳。”如今，深圳作为一个副省级城市，在海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越来越被认可，我心里也因此有了几分得意。
从创业初期的南光大厦，到车公庙工业区，再到现在公司所处的高新科技园，研祥总部在深圳的三次搬迁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2004年，研祥在高新科技园的大厦动工建设，2006年竣工，大楼共有70多米高，因为那会儿有个直升机场设在不远处，楼房建设有高度限制，否则我还想建得更高些。2007年2月7日，我们从车公庙开了无数量车把东西全部搬过来，正式落户科技园。我站在楼上远眺时，发现这一片区几乎只有我们一栋高楼，周围都是平地。现在周围早就盖上了各式高楼大厦，我们却变成了最矮那栋。公司门口这条高新中四道以前并不存在，是我们搬来后市政配套建设才把它修了出来。
在我眼里，深圳是全国IT产业链配套最好的城市之一，在别的地方，我的事业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今天我们的唯一一家工厂，也是全球行业内最大的工厂就扎根在深圳。近些年来，有些地方开出很优厚的条件，希望研祥把总部迁移过去，或是将工厂搬过去——这也是深圳其他的一些民营企业家会面临的诱惑。但是，再优厚的条件都不及产业链重要，它无可复制。况且，我们是从深圳成长起来并走向全球的，所有公司骨干、高管都集中在深圳总部，要将他们全部转移去另一个城市，必须面对他们家庭是否随迁等非常现实的问题，要转移真的不太可能。
深圳是一个有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城市，所以总部经济才会这么发达。仅南山区一个区，本土上市公司的数量，按照省级的排名，都能位列全国第11位。未来，我看好深圳的发展，我正在准备一项希望扩大深圳面积的提案，计划明年在全国“两会”上提出。我也参与了这座城市的许多慈善项目，例如扶持生活贫困的老党员、老红军，在深圳光彩事业促进会担任副会长等，为城市弱势群体奉献一份力量。
我刚创业的时候一根白头发都没有，但做我们行业总要面对挑战与变化，最初那段时间我一年就只休息大年三十到初二这三天，剩下全都在工作。年三十的“春晚”我也没法看，因为回到家吃完饺子我就上床睡觉——实在太累了。这些年的成绩背后，痛哭流涕、捶胸顿首的时候有很多，碰到太多过不去的事情最后还是过去了。我在一个对话节目里这样形容过自己：“像我这种走到今天、还有心情接着往下走的人，一定是脑背后挨了一棒子也不会回头看是谁打的。”我们挨了无数棒，如果都回过头去计较你为啥打我、我必须打回来，那也不必往前走了。岁月给了我一头华发，也赠予了我一幅好心态。
我今年51岁，在深圳待了整整23年。这里是我这一辈子待过时间最长的地方。现在每年我都有一半的时间在世界各地飞，但只有当飞机降落在深圳时，我的心底才会有个声音说：“回家了。”尽管我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广东人，甚至都不算一个南方人，但深圳就是有千千万万像我这样的人，从全国各地而来，在这里创业并不断壮大事业，并对这里产生了家一样的依恋。
2010年9月，我被评选为“深圳经济特区30年30位杰出人物”之一，在颁奖晚会上我是这么说的：“我在深圳创业只有15年，今天特区成立30周年给了我这个荣誉，所以我还欠深圳15年，下个15年我会继续努力，继续为深圳做贡献。”
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APP平台）转自《深圳口述史》丛书，部分内容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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