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口述⑬】王勇军：我是冲着红树林来深圳 想安安心心搞科研

编者按：王勇军1991年赴深，“我下定决心要来，而且是冲着红树林来，因为我想到自然保护区安安心心搞科研。”多年来，他为保护、研究、恢复深圳红树林做出诸多贡献。退休之后，继续为红树林保护建言献策，通过政协提案、市民讲堂、志愿行动等方式传递生态环保理念，呼吁为深圳红树林湿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提倡政府与民间合力保护红树林。如今，生态文明开始深入人心，大家开始认识到生态保护是百年大计。

本期【改革开放40年口述⑬】《王勇军：我是冲着红树林来深圳 想安安心心搞科研》由深圳市政协特别支持，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APP平台制作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深圳口述史》图文系列特别报道。

简介：王勇军，1991年来深。生物学研究员、林业高级工程师，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

2015年10月12日，王勇军讲述保护红树林对深圳城市长远发展的意义。

我来深圳时已40出头，可以说有半生的时间与红树林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我用自己的专业，用自己的心血，为保护红树林做出最大程度的努力，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我挺自豪。

一

来深之前，我在湖北大学生物系做系主任助理。1990年3月，我到深圳参与筹建学校一个项目。来了一看，深圳人走路走得很快，到处都是年轻人，精神面貌非常积极，办事效率很高，感觉这里真是个发展创业环境特别好的地方。

我当时心想，深圳要是有我的专业用武之地就好了。一打听，果然福田区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需要我这样的专业，搞动物生态。保护区是1984年建立的，1988年由省级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下定决心要来，而且是冲着红树林来，因为我想到自然保护区安安心心搞科研。

当时我已经是教学骨干，学校不肯放我走，我就一次次找领导做工作，最后领导觉得既然我决心要走，就让我走。就这样，1991年12月底，我终于来到深圳。当时保护区属于市农业局管，是科级单位，我在武汉时就已经是科级干部，我被安排保护区的办公室任主任一职后，有人笑我是“没有行政级别的办公室主任”，不过我不在乎，我的心思放在怎么搞科研上。

1992年元旦过后，我正式上任。那时，深圳的红树林保护区算比较偏僻，下了中巴车还得走20多分钟路。因此，红树林还是有比较完整的生态系统的，从海洋到滩涂、基围鱼塘、陆地、草地、灌木、森林等等。每天清晨三到四点，就能听到雁鸭的叫声，各种鸟飞来，很热闹，晚上在鱼塘、水沟里，也有各种雁鸭夜宿。我当时住在保护区，每天穿过红树林，身在其中，感觉非常好。

二

深圳改革开放，第一个建设浪潮在上世纪80年代，主要在罗湖。等到我来深圳的时候，正是深圳第二次建设浪潮的开端，当时市里正在举力开发福田，福田保税区是首批建设项目之一。

我刚上班那会，就遇到了一件棘手事。当时指挥保税区填海工程的一位干部给保税区打来一个电话，我刚好接到了，才知道他们正在填保护区内的海，因为遭到我们这边派出所制止，因此来电兴师问罪。

我仔细了解情况后，知道他们的填海工程其实没有办过任何手续、也没有通知保护区，派出所出来制止是理所应当的，我于是很心平气和地跟那位干部解释。这位干部在深圳建设初期就以敢闯敢干风格闻名，他当然不会把我的话听进去。

我心知不好，马上赶往施工现场，看到推土机来来往往有十几辆，直接推倒红树林就填了下去。我们没法阻止，当时保护区的主任刘志平同志将此事通过农业局向市里面汇报，市里回应说“会协调”，但迟迟不见动作。因为填海的速度很快，连日带夜连轴转地填，没过两个月，保护区东部100多公顷面积，其中500多亩红树林就这样填没了。

1992年，保税区建设填埋自然保护区内东段红树林。

说真的，我当时挺心痛的。因为滩涂湿地是深圳湾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之一，红树林作为其中生物量最大的一个中心区域，不仅保护海岸，而且里面栖居着丰富的生物种类，一旦被破坏后，将来恢复是不可能的了，这将是无法估量的损失。

调进保护区前，保护区外东北面的鱼塘已开始填了，后来又填到皇岗口岸那一片，那时我完全没想到红树林会面临那么大的冲击。即使是在部分被破坏的情况下，我还是坚持在红树林周边搞调查记录，做一些研究方面的工作。我经常骑自行车或步行，一次又一次转遍整个保护区。

我也抽空去看了保护区外其他区的红树林，宝安的、南山的、罗湖的，那时除了前海做建设破坏了一些红树林，其他的破坏还基本没有，红树林被侵占和破坏主要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

深圳速度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在追求“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情况下，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也是刚刚显现。比如深圳到处挖山填土，势如破竹，福田红树林保护区北部也开始大规模填海，一直填到保护区，才遇到了出来阻止的我们。

其实，那时候大多数深圳人对红树林的认识就是三个字：不了解。甚至有深圳人一提红树林会问：红树林是什么？深圳很多人都是外来的，他们没有红树林的概念，更不知道还有一个保护区，哪怕周边下沙、沙嘴的本地人也不知道保护区是干什么的。我记得，那时保护区不让人打鸟，为这事还发生了不少冲突。有一次，我们抓到打鸟的人，可对方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保护区，也不知道不能打鸟。当时就是这样的状态，几乎没有人有保护红树林的意识。

所以，那时候，社会舆论对破坏红树林这件事情没有太大反应，那时只强调发展，没人谈生态环境保护。但我们不一样，我的专业就是生物学、生态学，我的研究就是鸟类保护，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我们很清楚，城市生态和自然生态的这种关系我们也非常清楚，这样发展下去会有什么后果我们也是非常清楚的，这正是我们当时的忧思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