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口述 ⑰】李广镇：只要下定决心没有办不成的事

发布时间： 2018-12-06 14:15 | 来源：中国网 | 作者： | 责任编辑：王静

编者按：李广镇1950年赴深圳，见证了深圳地区前30年的变迁，也亲身参与了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5年来的跨越式发展。本文由李广镇口述《只要下定决心没有办不成的事》，讲述在深圳60多年的公职生涯。

2015年9月21日，李广镇讲述在深圳60多年的公职生涯。

我对这个地方的一山一水一村一镇都怀有深厚的感情。65年中，我见证了深圳地区前30年的变迁，也亲身参与了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5年来的跨越式发展。

一

我是1950年来深圳的。1950年夏天先从广州去了香港。当时我才15岁不到，主要想出外打工。因为我们家里很穷，刚好有个堂叔父从香港回来，就把我带到香港去当学徒。在香港干了一两个月，我觉得香港很萧条，没有什么出路，同年8月就来到当时的宝安县。

一开始，我是在私营企业工作，当时参加工会并成为深圳工会的负责人。1954年我到了宝安县贸易公司，从此走上公务员的生涯。先后当过业务员、购销站的站长、葵冲区委的干事、附城公社、坪山公社办公室主任、副社长、社长、革委会主任，大鹏公社党委书记等职务，在基层多个岗位上工作了20多年。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前的30年，经济社会虽然有很多变化，但由于长期的社会政治因素，以及经济体制上政社合一，吃“大锅饭”，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所以社会经济发展很慢，民生改善也很慢，造成了深圳与香港的差距越来越大，不少人、特别是青年偷渡外逃去香港。

从1955年开始，一直到1980年，这20多年间，从宝安偷渡去香港的大约有8万多人。我在大鹏公社工作时，偷渡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我是1969年4月5号到大鹏上任的。第二天，我到东山渔业队检查工作，从公社到鹏城坐船过海，下午再乘船回鹏城，然后踩单车回公社。我刚拿起饭碗吃晚饭，电话来了，说送我去鹏城的那条船回去装了十几个人偷渡走了。

1980年，李广镇陪同港方考察松岗、公明以合作发展渔业、旅游业。

大概是1971年，大鹏的鹿嘴村（现在属南澳街道），全村几十个人，除了一个人去探亲之外，一夜之间全走了。1974年，南澳镇的东涌大队马料河村也是一夜之间，全村人坐船跑了。到第二天，没有学生来上课，大队才发现有情况。去检查的时候，村里的灶台上还有煮好的晚饭来不及吃。

这些事都说明当时偷渡外逃是多么严重，当时深圳居民连年偷渡外逃以致人心涣散，边防秩序难以维持，对生产带来了很大影响。青壮年都走了，有生产能力的人、有头脑的人都跑了，生产和经济还能发展起来吗？

我们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就觉得偷渡问题很困扰，很着急。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去尝试扭转局面，但是偷渡的情况还是屡禁不止。后来，我们明白了：问题的关键还是经济差距，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偷渡外逃的现象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改革开放了，经济特区建立了，慢慢的不单是再没人偷渡去香港，甚至有些偷渡过去的人都回来了。

二

1979年3月，深圳市成立，撤销了宝安县。当时深圳市下面有7个区，我到了经济体量较大、人口较多的松岗区担任区委书记。那时候松岗区是包括了松岗、沙井、福永、公明、光明，和现在的宝安区差不多。

两年后，1981年中央27号文件决定，要恢复宝安县，深圳要搞经济特区，分为特区内和特区外，特区内是327.5平方公里，其余就是宝安县。我又到了宝安当县委副书记、县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那时大量的港资和台资进入深圳。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开始搞“三来一补”，外商需要大量的厂房，我们必须尽快解决资金建设厂房。

1980年代，李广镇陪同时任广东省副省长曾定石视察罗芳村边境耕作口。

与此同时，恢复宝安县建制，县城选址在西乡，即现在的新安镇。1981年选址的县城，全都是荒地、山地，连块瓦都没有。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2000万左右，公务员、教师、医生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你哪儿来的钱建设新县城？

为了解决资金的问题，一是通过银行贷款，但这是有限的，另一个就是面向社会集资，充分动员居民的闲散资金。所以1982年我们成立了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在《深圳特区报》上发了一个广告来招股。

当时我不认识股票，更没有搞过什么股票。只是一心想着集资，要有个凭证，让人感觉有信用，才会放心投资。所以就找人设计，去广州印股票，印得好像货币一样，表面有个大鹏鸟，这就是参股凭证了。

然后我们还发股金证，像过去的医疗证一样，红色的一个小本，作为另一个凭证，可以记录分红派息。为了吸引大家投资，我们决定由县政府带头，从财政里拿出200万元来参股作为垫底。

新中国发行的第一只股票就这样在宝安县诞生了。股票第一年分配，1000块就可以分红100元。到1991年深宝安上市时，1股原始股变成了12股。现在看来，集资搞一个宝安联合投资公司，从它的经济体量和作用来说，始终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推动全县、全市股份合作公司的建立。你县里可以搞股份合作公司，那我们镇里也可以搞，我们村里也可以搞。

从1983年开始，深圳的股份合作公司就像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现在（编者注：2015年9月，李广镇接受《深圳口述史采访》）全市有835家社区股份合作企业，账面资产原值1000多亿，实际上的市值资产超过1万亿。

发行第一张股票算是一种集资的方式和标志，但不是目的，它的重大意义在于推动深圳市的股份合作经济建立和发展，加速引进外资，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改变农村政社合一的体制。

当然，回想起来那时，我们这种做法是有风险的，弄不好就叫“非法集资”，但是我们一条心，穷则思变，只要能发展经济，对国家对人民有利，我们就一心一意地干，改革就是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三

从1984年3月起，我担任深圳市副市长，在这个岗位上干了11年多。我分管的工作包括农业、商业、外贸、旅游、工商、民政、计划生育等。

当时，中央和省里都提出要建立菜篮子工程，叫做市长负责制。我们深圳经济特区正经历着跨越式快速发展，人口大幅增长，居民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如何解决市场供应，保障深圳居民对农产品、特别是鲜活产品的需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另一方面，经济特区的发展要占用很多土地，为此耕地越来越少。一个是人口增加、消费提高，一个是耕地减少，那你如何来保证这个菜篮子啊？1988年，深圳市鲜活农产品生产正在发展高峰，不但满足本地需求还有大量出口，当年深圳供港的活鸡就有1000万只，还有几万头猪，一天几百吨蔬菜。但是随着经济特区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还是不够的，要另觅途径。

为此，我提出来要搞一个不用耕地的菜篮子工程——建设农产品批发市场。有了这个市场，就能把全国优质的农产品运到深圳来销售。深圳原来有的农贸市场、肉菜市场，这些只是零售平台，来源怎么办？那就得有一个批发市场才行啊，尤其是新鲜的蔬菜水果。

1990年代，李广镇参加海峡两岸学者专家发展旅游观光事业论坛。

1988年初，我们开始组建布吉农产品批发市场，当年年底就正式开业了，前后不到10个月的时间。过去的体制是政府办市场，我们搞这个农产品批发市场是企业办市场，我组织了七家公司来合资创办这个农产品批发公司，当时共投入570万元作为股本。

新建的批发市场第一解决了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保证了居民日常所需的鲜活农产品；第二稳定了市场物价，过去靠自己种，台风暴雨一来，菜价马上就上升，要一个月或20天才降下来，现在有了这个市场，三天就解决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市场经济的魅力。见到深圳市场菜价高了，海南、江西、湖南的菜马上连夜运来，价格自然就掉下来了。

第三呢，批发市场还逐渐发展成为我们国家农产品一个转口贸易的聚散地。香港新加坡甚至日本等地的经销商纷纷来深圳考察、交流、交易。北方的优质农产品经过挑选包装，集中到深圳来，在深圳采购然后出口，就成为一个转口的集散地，目前批发市场有30%的鲜活农产品是通过深圳转口的。

当时因为企业办市场，还闹了矛盾，有关部门为了部门利益坚决反对，说市场应该是由工商来直接管理，来收租。我就说政府不会拿钱办市场，企业拿钱建市场就应由企业来管理，企业来收租，工商部门只是依法监督，这是一种改革。这些部门的同志老是纠缠这个问题，多次提出争论，我就有点火了，说只要我当一天副市长，你们就不要希望改变。

改革路上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只要下定决心，没有办不成的事。深圳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在1997年正式上市。这个股份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从深圳辐射全国，到2015年，通过合资合作在北京、上海、山东、江西、成都等地，建成15个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2015年的成交量达2400万吨，交易额1400亿元，成为中国最大的农产品股份公司。现在，深圳农产品的质量、价格已成为国内的标杆标准了。

四

1995年，我到深圳市人大工作，先后干了5年。1992年，全国人大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后，我们第一届、第二届人大常委，在全国招揽人才，借鉴国内外经验加强立法工作，不失时机地干，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为这个城市的管理建立规章制度。同时，通过这样把立法经验辐射到全国。

1999年11月，李广镇与时任盐田区委书记戴北方一起陪同时任省人大主任张帼英视察大梅沙。

目前市人大先后制定了150多项法规，许多法规都是先试先行的。其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关于经济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是全国、全省没有立法先例的，例如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特区公司条例、深圳市股份合作公司条例、特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等等。我们把立法的决策，改革的决策，和发展的决策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立法的宗旨。

1998年，市人大做出一个决定，率先在罗湖区实施城市行政综合执法。过去城市的乱摆卖、乞讨、收容、计划生育以及市容卫生、园林绿化等等，各个部门都有执法队去查处，有利益的，大家都去干，没利益的，大家不去干。一件事情往往你处罚完了他又去处罚。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组织城市行政综合执法。市人大授权罗湖区人大常委会和罗湖区政府成立一个行政执法局，与城管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统一执法管理，解决多头执法、重复处罚的现象。结果这个试点在一两年内就在全市覆盖，此后为全省、全国许多城市效仿。

1999年，我们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和市人大常委会在市委的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要加快建设法治政府，逐步实施“九个法定化”，这是加强依法治市的举措。依法治市，市委要发挥领导作用，人大要发挥主导作用，“一府两院”发挥主体作用，三位一体，形成合力。

市人大提出的“九个法定化”，分别是：机构编制法定化，行政程序法定化，行政审批法定化，行政收费法定化，行政处罚法定化，政府招标采购法定化，政府投资项目法定化，行政执法责任法定化，政府内部管理法定化。

经过各方十多年来的努力，这九个法定化基本建立起来了，对于我们实施依法治市，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比如政府拿出钱来投资，就要有一个条例来监管，要有个法定程序，不能都是靠拍脑袋、随意性。又比如政府好多部门要采购，我们现在就集中建立一个采购中心，来实行招投标，别的人不能插手，你需要的东西我按照你的要求给你，这就有法可依了。

市人大常委会在加强立法的同时，切实加强执法监督。现在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可依，但是有法可依还不行，必须要有法必依才行，严格执法。所以人大要不断组织执法检查，严格监督，使法律得到顺利实施。这是我们依法治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取得了巨大成就，可以说是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未来我们必须继续解放思想，真抓实干，继续勇当改革的排头兵，率先实现“四个全面”，努力建成现代化国际化的创新型城市。

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APP平台）转自《深圳口述史》丛书，部分内容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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