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85年的一个礼拜天,外头下着雨。时任市委书记的李灏的爱人给我打电话:“李灏书记来你家坐一坐行吗?”当时,家中正有客人,我说:“你来,我没车接你,外面下着雨呢。”他说:“我们自己散步过去。”
到了之后,李灏问我公司做得怎么样了。我告诉他,搞公司可以养活自己,但建议别有过多行政上的干涉。
他就建议我别做公司了,他帮我找个单位挂靠,我可以在家中自由做雕塑,按月领工资。就这样,我挂靠到深圳美术馆。
又过了2年,李灏去欧洲参观,去了但丁家,发现那个旧宅虽破,宅里居然有塑像,因为有了塑像,房子的身价就不同了。他意识到了雕塑的重要性,回来后就建议我做雕塑院。但他又说:“我要跟你明说,现在我们钱不多,但是将来有钱了必然要做雕塑。”
深圳雕塑院是在1990年1月5日正式成立的,归属城市规划,放在建设局里。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的雕塑院都属文化局管。但我觉得深圳这座新城市不能再走这条老路了,雕塑是为城市服务的,且与城市规划牵涉众多,若不了解地下管道、消防通道、电缆通道的布局,雕塑就立不了。
雕塑院成立几年后,我做了邓小平雕塑。这是件很偶然的事。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深南中路上立起他的画像,画像是用铁皮油漆做的,油漆的收缩系数比铁皮大,太阳一晒,铁皮就一片片往下掉,每半年就要更换一次。199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去找深圳市当时分管文化的副市长李容根,见他围着办公台走来走去,就问他:“你干什么呢?”他说:“滕院长,你来得正好,你想个办法,邓小平的画可以不用半年画一次。”我脱口而出:“那太容易了,做个雕塑,2000年不变。”
没过多久,邓小平塑像被列入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重要议程。在时任市委书记厉有为的支持下,我肩负起《邓小平》塑像的具体筹备工作。
当时,我的老同学白澜生刚做完一个《邓小平》塑像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我进京找白澜生,问他要了一套雕塑的照片。回到深圳,大家一致认为,白澜生的《邓小平》塑像既然已由国家收藏,说明没问题,大可按照他的原作照片制作深圳的《邓小平》塑像。但我总觉得,老同学运用写实表现手法创作的《邓小平》塑像虽无可厚非,可所表现的邓小平90岁时的站立形象却值得商榷。
我不禁想起1956年,我在首钢当工人时,第一次见到邓小平的场景:首钢工厂很大,每日下班,火车都会经过工厂。那天,火车来了,挡住了去路,我站在路边等火车过去,突然,一辆小汽车停在身边,我低头一看,是刘少奇,再一看,还有邓小平。
我又想起一张照片:1963年,邓小平从莫斯科回来,从机场出来,总理去接他,他整个人给我的感觉是很高大的。
再联想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时说过:“改革开放的步子要迈大一点。”这下,他走路快的生活习惯与他的政策统一起来了:步子要大,而且要快。就这样,我确定了以邓小平上世纪60年代的身材和上世纪80年代的形象来做他的雕塑,因为邓小平理论是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理论是用脑袋思考出来的,而形象主要指的就是脸部的特征。他的姿态是从容、潇洒的,这种从容,在雕塑上表现为眼角、嘴角比较开放,耳朵往上。鼻子也很重要,翼高一点低一点宽一点窄一点,所表现的性格都不一样。
我做了个20多公分高的小样,拍下来给他的家人看,他们觉得差不多了,我们就定了下来。这是一个艺术工程,必须依靠团队力量才能完成。所以我、白澜生、刘林、杨金环4位雕塑家全被集中到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一起创作。
这座雕塑单单制作就花了3年多,又搁置了3年多,前后共7年。2000年11月14日,恰逢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邓小平》塑像才在莲花山上立了起来。
雕塑揭幕当天,我在家中通过电视屏幕收看揭幕情况,心情淡然。对于一个雕塑家来说,最重要的是靠作品说话。每任国家领导来深圳总要到莲花山上看邓小平像。我时常觉得,国家培养了我这样一名普通工人,我做了应该做的事,没有辜负国家对我的培养,这就是缘分。
四
上世纪90年代,李嘉诚在盐田港投资,市政府想送他一件买不到的礼物,向我咨询可否送一件木雕。我带着我的《方头罗汉》去了,一开始,他们觉得它很难看——鼻青脸肿、满面皱纹。但我告诉他们,“方头罗汉”不会钻营,但目光坚定,即使是碰得鼻青脸肿也在所不辞,我想通过这个雕塑,向李嘉诚先生传达一个想法,投资深圳,只要坚定决心,保证成功。政府的工作人员立马拍板:“就送它了。”李嘉诚很喜欢,非常感谢深圳市政府。
还有一次,李灏书记找到我,告诉我当时的巴黎市长退休了,到中国来访问,特意到深圳来看他。他发愁:“我这个老朋友要来看我,我能不能送他什么礼物呢?”让我帮他想一想,我将一尊描述大家都说要分开但又回头相望形态的雕塑送给他,巴黎市长很高兴。
现在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太不同了。那时,不光深圳的老百姓,就连很多官员都不知道雕塑为何物。有个单位的副主任叫我去做雕塑,把我领到他们一把手的办公室,对方问我:“什么是雕塑?”我问他从哪调过来,他说西安。
我一乐:“你从西安来就好了,你小时候玩过的小陶瓷,尾巴一吹就响,这你见过吧,这也是雕塑,只不过是民间雕塑。”他恍然大悟,后来就不找我了,去佛山买了两条陶瓷红鲤鱼就当做雕塑了。类似的事情我见得多了,我去商场买材料,开发票需要写上单位名称,我报上“深圳雕塑院”,服务员不懂,写个“深圳塑雕院”。
如今,伴随“雕塑”这一概念深入人心的还有这座城市的变化。1984年,我们一家刚搬到园岭新村时,常常遇到停水断电的情况。那时谁也想不到这么一个边陲小镇后来能够奋勇直上,并列全国四大城市。很多事情你还未注意,改变就已发生了。
所以我刚退休3天就成立了自己的雕塑工作室。对我而言,只要我还活着,就要继续做雕塑。我画了幅画表达我此时的状态——一只神态安详的鸟,沉醉于夕阳之中。对我而言,夕阳绝非受罪,而是一种享受,我沉醉于夕阳之中。
深圳是在老鹏城和旧宝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城市。它有荣光的历史,有值得纪念的山川和风云际会的人物,新的深圳更是云集各地人才。按德国美学家莱辛所说:“美的人物产生美的雕像,而美的雕像也可反转来影响美的人物,国家有美的人物,要感谢的就是美的雕像。”深圳的街道和公众聚集的地方,我们有计划、有秩序地树立起它应有的形象,使特定的空间形成某种特定的气氛,深圳便是经济与文化携手并进了。
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APP平台)转自《深圳口述史》丛书,部分内容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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