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口述⑦】“春天的故事”蒋开儒：我想给那位老人写一首歌
二
1992年看到深圳的巨大变化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很想、很想感谢小平。这其中的缘由还得从我的家庭说起。
我的父亲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我算是国民党的后代。解放前，家里的亲人四散，去美国的有，去台湾的有，去香港的也有。1958年3月，23岁的我从部队转业到北大荒，因为家庭成分，在长期的阶级斗争里，我都是被批斗的对象。庆幸的是，北大荒的人无比善良，处处保护着我，我有机会一直坚持写作，这是非常难得的。但我对各方亲人的思念却只能收在心里——那个时代，身份如我者想出国探亲，还是天方夜谭。
那时，我在宣传队里写文章、写节目，紧跟党的最高指示，中央领导说了什么，我当晚就可以根据讲话写出作品，所以我总是在第一时间获得最新消息。1979年，当我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工作报告一发表，我就感觉春天来了：有一句话年年讲，天天讲，现在不讲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有一句话从来没有讲过，现在讲起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一年，我写申请去香港探亲，居然成功批了下来，我在香港见到亲人们时心中就在想，如果不是小平策划、做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我绝不会有机会到海外去跟亲人见面。而当深圳的改变出现在我面前，我想到这十几年来的社会主义发展，不禁感叹，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太伟大了：1979年的深圳是一片水田，1992年却是一片摩天楼，我们在深圳找到一条新路，一条名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而引起这个变化的，恰恰又是小平。
我立刻产生了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想法——我要报答小平。从小，母亲就教育我要知恩必报，怎么报？我想给老人家写一首歌，这便是我走出站台时的第一感觉。但写歌并不容易，我仅仅是有了一种冲动，却还需要理解深圳、消化深圳，之后才能写出作品。所以，我立刻推翻了出发前“过来看一眼就回去”的计划，决定要留在深圳。
半个月后，我收到老伴给我寄来的第一封信。信中，她向我打听，特区人是什么样的？
回信时，我一不留神就给她写了个顺口溜——“特区的女人怕热，特区的男人怕冷。三伏天的男人们西装革履，高贵锁衣领。三九天的女人们，袒胸露背，华丽飘短裙。不讲谦虚讲自信，不排辈分排股份。不找市长找市场，不拜灶王拜财神。不求安稳求创新，不惜汗水惜光阴。光阴就是时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抵深后不久，我就通过朋友介绍，在蓝天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企业家艺术团上班了，负责写东西。随着对深圳的了解逐渐深入，我接触到的新观念也越来越多。
我的老板是复旦大学经济学的博导，对改革开放很有研究，他一系列的新观念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最初找工作时，我没有文凭，只带了一张“全国歌词大赛第一名”的奖状，老板只说了一句“没文凭有水平也行”，就把我留下了。
还有一回我去银行取钱，看到一位姑娘，身边放着黑色塑料袋，她把存折递进去，取出了五万块钱，就那么一摞摞地往塑料袋里放，毫无戒备——这要在我们那旮旯可叫“万元户”呢，但人家根本没当回事，没有什么警戒、没有什么感觉，提着包就走了。我想，这就是深圳，这一场景也造就了《春天的故事》里那句“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
刚到深圳的半个月里，我的日记写的都是各类新观念，我就像海绵一样吸收着。深圳给我最大的财富就是观念。当然，这期间亦不乏新旧观念的冲撞与磨合，但就连在磨合中受到挫折，我都感觉快乐。
初到深圳，我住在公司的701宿舍，那是一间三房一厅的宿舍，与我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位作曲家及一位主持人。有天傍晚，我们正在宿舍休息，突然听到楼下有人喊“701，拿饮料！”一听有饮料，大家心里都高兴，便拔腿往楼下跑。
我跑在最前面，他们两人都是入编了的，我是新来的，总想着要表现出些积极性来。一下楼，我就看到了汽车旁的四箱饮料，我一下抱了两箱，转身就往回走。还没上楼，就听见司机师傅在后面冲我喊：“两人份的啊！”我一听，明白了：没我的，入编的才有饮料喝。
但当时，我已经放不下了，只好一口气抱着两箱饮料上了七楼，往他俩的房间各放了一箱，转身回自己房间去了。
关上房门，我有些憋气，想想过去，在北大荒，我好歹也是文联主席、政协副主席和侨联主席。那时，我开会当主席，喝酒坐上席，给别人演讲时，掌声经久不息。一到深圳，什么都没有了。
这时，我听见了敲门声。开门一看，作曲家给我送来5罐饮料。我把它们推了出去，赌气告诉他，我们北大荒不喝这玩意儿，我们喝的是泉子水。
情绪憋闷着也不是办法，我铺开稿纸，想通过写作把它宣泄出来。下面这首诗就是这么来的：“既要往前走，就别为丢失脚印心碎；既要奔明天，就别为告别昨天流泪；这世界不问你当年勇，只问今天你是谁；是金鹿你就跑，是海燕你就飞；海阔天空，想怎么飞就怎么飞！”
我释怀了：深圳这些高楼大厦我还没能为它们添砖加瓦，我现在要饮料是没理由的。我必须对深圳做出贡献，到时候给我的可就不只是饮料了——我激励着自己，于是磨难也变成了快乐。
三
从我来深圳起，我在北大荒的亲友们最常问我老伴的话便是——“蒋主席什么时候回来？”我23岁到北大荒，在那里呆了34年，心中其实非常依恋。因此，也没有人想到我会留在深圳。
老实说，最初我也没有太大把握。一到深圳，我不想其他事，就是不断地创作，想把所有影响我的新观念都变成歌词，所以那时几乎所有可以发表歌的地方，报社、电台、电视台还有公司，都用过我的歌。而且随着接触的深入，我越来越喜欢深圳，喜欢这个城市里的年轻人——年轻人爱谈“明天”，我恰是一个不愿看“昨天”的人，便觉得这座城市特别适合我。
深圳的年轻人还与北方的年轻人不同，他们不依赖父辈和亲友，他们依赖的是机遇。我也在日复一日认真写歌的过程中邂逅了我的机遇。
《春天的故事》这首词，就是我在1992年12月16日，一口气写出来的。
那段时间，我到南海边走了一遭，回头一看，蓦然发现，深圳就是一个圈：圈外叫关外，圈内叫特区；圈外搞计划，圈里搞市场。过去，我以为这个“圈”是用铁丝网做的，后来我理解了，这是用邓小平理论做的。
有了这样的想法，“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句话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有了它，我便觉得，《春天的故事》已经完成了，后面都是技巧，灵感来了，技巧自然会为灵感服务。
隔天清早，我就将它寄了出去。
1993年1月7号上午，我照例前往蓝天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班，门口保安把我叫住了，“蒋开儒！你看报上那个‘蒋开儒’是不是跟你同名呐？”年轻的保安举着一张《深圳特区报》向我招手。
我一接报纸，眼泪就下来了——一眼便瞧见那上面刊登着我在半个月前寄出的《春天的故事》，歌词用的是楷体，歌名是套红的，还镶了一个花边，特别突出、特别豪华的一个版面。半个月就发稿，对我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地快。直到十几年后，央视采访我，找到了当年的编辑，我才有机会和他好好聊聊。他告诉我那时每天收到的稿子大概是一尺厚，他就在这一尺的稿子里发现了我这篇，“对小平南巡做了最简洁、最中肯，也是最辉煌的一个表达”。我打心底感谢他：“全靠你发表了这篇歌词，要是这篇歌词没发表，可能就没有这首歌，后面的启动也就没有了。”
从歌词发表到完成作曲花了一年半时间，这段时间我不断修改歌词，目的是不断刺激作曲家，帮他获得更多音乐灵感。那时，我前后给作曲家王佑贵送了3次歌词。前两次给他，他觉得挺好，但这些词句长的长、短的短，写法既非民歌，也非美声，不符合习惯上的创作方法，便一直搁着。
第三次，我花了五毛钱到复印店把歌词放大，然后与他相约上午9点在一处工棚会面。他拿着那张4开大的放大版歌词，依然不知如何作曲，便用他的湖南腔开始朗诵：“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一经方言修饰，这词句有了更多韵味，我一听，赶紧说：“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便迅速将一摞稿纸往他怀里塞，告诉他：“就这样！赶快记！赶快记！”
记着记着，王佑贵又觉得歌词中的“春风”和“春雨”还不够劲，我便又加上了“春雷”和“春辉”两个意象。我喜欢“春”这个心灵意象，大概是因为经历过人生的寒冬，我对“春”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到上午11点半，整首歌的词曲便搞定了。那天是6月25号，我印象深刻，因为7月1号有一个“青春歌曲大赛”，稿子一完成我就送去了市音协参赛。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被唱出来就是在这次比赛，最终《春天的故事》获得了金奖第一名，我就感觉，广东首先承认了它，特别激动。
而这首歌真正“火了”，应该是董文华演唱它之后。
1994年冬天，董文华在一个军民联欢晚会上第一次演唱了《春天的故事》，歌词中，“有一位老人”被改成了“有一位伟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改成了“在中国的南海边建设特区一片”。3天后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董文华再次演唱了这首歌曲，我一听，歌词改回来了。当时我写“老人”这个称呼时，是觉得小平特别像我们家里面的人，把家家户户管得很好，又非常亲切。听到原本的歌词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唱出，我心情舒畅，特别在家里喝了点小酒。后来才听别人说，之所以改回来是因为老人家喜欢原版。
春晚过后，这首歌红了起来。有一次我外出，一上大巴就听到广播里一段发生在幼儿园里的对话。老师问：“小朋友，你知道吗？什么是深圳？”小朋友们就回答：“知道，深圳就是邓爷爷画的一个圈。”“圈”作为歌的标志，不单大人接受了，孩子也接受了，这说明歌和人民有着紧密联系，我心里非常得意。
还有一次，牡丹江电视台记者到深圳采访我，我们在邓小平巨幅画像那里拍完片子，找了辆的士，一上车司机就问我：“你是不是写《春天的故事》的那个蒋老师？”还没等我回答，那位记者就说：“正是。”司机师傅说：“我车上有你的歌。”刚说完，他一按车上的播放器，《春天的故事》便响起了。他告诉我，只要外地人来深圳，他便会放这首歌，旋律一响起，话多了，人也亲了。
1997年2月19日，小平同志去世，我心里悲痛。那段时间，我每每路过邓小平巨幅画像边，便会看到不计其数的花圈，一个接一个齐整地摆放。警察就在那边上站着，花圈一直摆到马路上了，他们也不敢动。只有在夜里，才会对它们进行清理。但第二天一到，花圈又摆满了。
2002年1月23日，在莲花山山顶邓小平塑像下，我与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妹妹邓先群见面了，邓先群一见到我，就冲我喊：“哇，春天的故事！”邓垦也说：“你四季如春呐。”因为当时，他们都穿着冬装，而我穿着短袖。
看到他们这么和气，我也就放松了，我告诉他们，我有一个问题，想了千万遍，也没有问过，也不知道上哪里问。邓垦就说：“有这么神奇吗？有啥问题你就问吧。”
我问他们：“小平听没听过《春天的故事》？”他告诉我，“听过，很喜欢听、很喜欢看，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这下我就满足了，小平喜欢它，通过这首歌知道了大家对他的感谢和爱戴，这就够了。后来，邓垦又告诉我，邓小平对所有关于他的评论都不做声。我想，这就是伟人吧。
四
其实，邓小平刚去世时，我是有担忧的。
那时，我正在给罗湖区文化局写一组关于香港回归的歌，一位领导问我：“邓小平都走了，《春天的故事》还能唱多久？”这句话，我听出了点话外之意——小平走了，他的方针和政策还能不能延续下去？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特别关注社会各界有关小平的消息。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讲话，我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那天，我心里高兴，就在日记本上写下3句话——“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这3句话后来被我写进香港回归组歌的最后一首，那时候，它叫《中国有幸》，意思是中国何其有幸，拥有一代代英明的领袖，带领我们向前走。在组歌中，这一首我酝酿的时间最长，大概写了四个多月。因为我想写一首献给党的歌，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香港的回归，但是我希望这首歌不仅党内能唱，党外也能唱；不仅国内能唱，国外也能唱。所以难度自然上去了。
后来，这首歌被改为《走进新时代》。我自己个性中的几种不同特点，都体现在这首歌的创作中。我是广西桂林人，桂林给了我一种柔情的性格，而北大荒却给了我另一种豪情，我自然而然地融合了。《走进新时代》里写“总想对你表白”，那个感觉就是柔美的，“让我告诉世界中国的命运自己主宰，让我告诉未来中国进行着接力赛”则是北方式的豪迈。
后来这首歌真的如我所愿，唱到了国际上。2005年，《走进新时代》走进美国，一个美国朋友跟我说，他很喜欢这首“阳光歌曲”，专门买了三张碟，一张放在车里，一张放在家里，一张送到朋友手里。歌手张也在建党90周年的时候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电视台的同志问她：“在国内你唱《走进新时代》，在国外唱不唱？”张也说：“唱，但我往往只能唱第一段，唱到第二段几乎全场观众都会起立，一边鼓掌一边跟着我合唱，还有人抹眼泪。”
无论是《春天的故事》还是《走进新时代》都是时代性很强的歌，但主旋律歌曲其实只是我创作中的一小部分，我大部分写的还是老百姓的生活，只不过主旋律歌曲影响相对大一些。无论什么主题，我写歌都是要找到感觉，用最直接的感受去表现老百姓的生活。早前有位外国新闻编辑和我说：“你实际参加了两次中国政局的大讨论，第一次是有关要不要改革开放，你发表了《春天的故事》；第二次是有关要不要继续往前走，你发表了《走进新时代》。你代表政界的两次发言，都对了。”我说根本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是表达了老百姓的愿望，而老百姓的追求迟早会被中央肯定的。
最近，我在写“中国梦”主题的歌词。十八大召开的前一天，在北大“百年讲坛”演讲“中国梦”时，我首先朗诵了这段词：“中国人，爱做梦，千年美梦一脉相通；梦桃源，梦大同，梦一个天下为公；梦回归，梦嫦娥，梦一个小康繁荣！”
之后一个学者就问我，你为什么选择了这六个点来写“中国梦”？我说，“梦桃源”是追求自由、平等、公正、和谐；“梦大同”是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残有所养；“梦回归”包含宝岛回归，也包含信仰回归；“梦嫦娥”，“嫦娥飞天”是科学发展的尖端标志；“梦一个天下为公”指“一切为了人民”是共产党的宗旨；“梦一个小康繁荣”是共产党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他说你想得真全。但其实我并不是想好了才写的，词由心生，心里面有了这些观念，手下才会写出这些词。
五
从初抵深圳至今，我个人的生活也有了很大变化。刚来深圳时只有我一个人，那时候我的小儿子还在念高中，我便不断写信给老伴，把接触到的新思想都告诉她，后来孩子上了大学，老伴也过来了。1998年，我和老伴的户口调进深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深圳人。按理说，我们是在北方退休的，户口是调不进来的，但这就是深圳，只要你做出贡献，深圳自然会尊重你、接纳你。这时，我所收获的，就不只是两箱饮料那么简单了。
2010年9月，我被评选为深圳经济特区30年30位杰出人物之一。榜单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当年以高层人士的身份被调进深圳的，而我是闯进来的，深圳承认了我。颁奖那天，30位人物坐在一起，当中有那年为深圳创造两千多亿产值的人物——他们创造了让全世界人民惊讶的科学技术和物质财富。而我是文化届的代表，和他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大家都平起平坐，这其实说明，深圳对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样看重，这座城市和谐、包容、平等、自由。
早在《春天的故事》中，我便用“春”这个意向描述过深圳。我喜欢春天，特别是在心灵发展层面，这个季节充满内在力量，一切处在生长发育之中，一切追求着光明。春天的状态是最好的。而这座城市始终处在春天之中。深圳最大的特点是“敢为天下先”，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它都不断创新，不断升华。相比于九十年代，当下深圳的发展走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它更应该继续发扬创新的精神，我相信我们都可以把“春天”留住。
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APP平台）转自《深圳口述史》丛书，部分内容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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