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口述⑥】深圳五星级的哥谭继华：我用车轮丈量这座城市

三

在深圳的发展并不总是顺利的，上面这一切发生之前，深圳的的士行业、包括我本人都度过了一段较为艰难的时期。

2003年“非典”爆发，广东疫情严重。那年，我正带着在深圳攒下的钱回老家盖房子，便委托一位机动司机暂时替代我的岗位。5月的一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语气很急：“你赶紧过来，我不干了。”我问他：“怎么了？”他告诉我：“‘非典’来了，客人都没了。”

我一听，心里凉了一大截，停下手头正在搭建的房子，立刻赶回深圳。当时攸县在深圳的的哥们都不能回老家，回去就得隔离，但我想都没想就回来了，因为我的车子还在这，老婆在这，合同也没到期，我必须回深圳。况且，2003年我大一点的孩子高考，考取了华中农业大学，老二2005年也要高考，如果考取，两个人加在一起一年最少要支出五六万。如果我在这个时候回去攸县工作，一个月只能赚到几百块钱，完全不够。在深圳，情况再糟，客人再少，一个月也能赚3000块。总之，我想着熬过今年，明年再看。

刚回深圳，我就发现全深圳人都在忙着囤积盐、醋和板蓝根，我也有些害怕，便也买了这些物品放在车里，而且上路始终戴着口罩。那时的生意只有往日的30%到40%。每天上路，我都提心吊胆的，既担心感冒，又希望能多赚点钱，但凡遇到咳嗽的客人，便紧张得不得了，害怕被传染。

当时部分的哥因为没有生意、的士停运，跑去滋事。我心里记着“党员”两个字，从没有乱来过。我和我的副班说，现在我们能赚钱就赚钱，总的来说还是有客源的。人得知道自己该做的事，在正确的道路上努力，可能赚的比以前少，但不会犯错误。

到了9月份，情况终于开始好转。但不久之后，地铁即将开通的消息传来，的哥们再度垂头丧气，大家断定：“地铁开通肯定会冲击的士行业，赶紧别干了。”两次风波加起来，攸县的哥有三分之一回了家。如今，那些回乡的的哥们多少有些后悔，说：“还是你们有眼光，当时我们回家，亏了好多。”事实证明，地铁开通后，客源反而多了起来，因为交通方式越来越丰富，深圳人口也出现了爆发式增长，选择打车的人非常多。

这些年，深圳一直在持续发展，我用车轮丈量这座城市的时候经常觉得，这里变化太快了。有一次，我带一位客人去平湖，我们沿着布吉路走，走到原先洪湖立交的位置，突然发现面前的一切好陌生，兜来兜去找不到路，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清平高速建成了，只要从一处路口下去就可以直接到达目的地。而这与我上一次到这个地方，不过隔了几个月时间。

当然，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滨海大道。初来深圳时，它尚未建成，我亲眼看着它一天天建起来的：路面越来越宽，路两旁的灯也越来越亮，夜里开车更加方便了。以前我沿滨海大道开车去蛇口，到了香蜜湖立交就得转到西南路，再从那边兜过去，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但现在，不到半小时就能开到，只要过去的一半时间。这是“深圳速度”的另一种诠释——随着城市的发展，我们可以用更快的时间抵达目的地。

我们出租车行业也变得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规范。承包车的费用在政府的介入下，从最低16万降到了9万块，并且有规定说5年合同到期后一定退还。行业和公司对租车人的收费也有了统一标准，不再存在“收多收少公司定”的情况了。而且现在所有的哥“来了深圳就是深圳人”，要求必须买保险，这解决了大家的“后顾之忧”。

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政策改革，深圳市出租汽车协会建立了承包信息系统，把所有驾驶员信息和车辆信息都数据化、网络化，让租车信息变得更加公开透明，公司和的哥租起车来也都更加方便。举例来说，如果一位的哥有承包的士的意向，系统可以帮他筛选信息，有合适的就立刻通知；如果一间公司希望招司机，可以列出自己的要求，如果有的哥符合条件就能联络到。这一改革让所有的士承包都通过深圳市出租汽车协会发生，杜绝了可能出现的乱收费现象，的哥们的压力普遍比从前小了很多。

但是，无论一切怎么变化，我们免费搭载乘客的爱心行动都在继续进行着。有数据统计出党员爱心车队的奉献时间已超过了9000小时。2005年开始，我们免费送高考考生。送完后，我其实没有特别的感觉，但一到放榜，家长给我发信息说“谢谢你谭师傅！我小孩考了哪里哪里的大学……”时，我心里就觉得非常值得。去年开始，我们也送中考考生。将近十年下来，免费搭乘的乘客心态可能也有一些变化，最早几年是非常感激，但最近几年却越来越觉得你是应该免费送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会坚持去做这件事，因为它在本质上、大方向上是好的，考虑太多细节得失实在没有意思。

去年2月，我接到一位安徽盲人的求助，与他相约次日白天去宝安汽车站接他。隔天上午7点多我便出门了，赶到宝安汽车站时，发现他一个人脏兮兮地站在那儿，脸上因为长期曝晒，像是揭掉厚厚一层皮一样，黑黑的看不清。他带着两个大大的行李箱，背上还背着一个包袱，包袱里全装着发臭的衣服，地上还有一包东西，我问他：“这是什么？”他说：“这是睡袋，蚊子太多了，爬进去就可以睡了。”一看这场景，我大概猜到是怎么回事，便替他将行李放到车上，带他去他想去的电子厂。

一路上，我问他：“你一个盲人怎么到深圳来的？”他便娓娓道出他的故事来：他叫老陈，1963年生，安徽人。看重深圳电子器械价格便宜，便到深圳为他的盲友们买盲人键盘，用来筹办公益网站。他常到深圳进货，只是过去总有妻子陪着。他的妻子去年过世了，这次他只能独自来。

我问他：“为什么不把货直接寄过去呢？”他说：“运费太贵了。”我又问他：“车费不贵吗？”他说：“不贵啊，我是走过来的。”

我不敢相信，一个盲人怎么从安徽走到深圳？他大概猜到我的心思，问我：“你不相信吧？我把所有东西都装在睡袋里，一路沿着铁路走过来了，实在走不下去，就睡在睡袋里。”他告诉我，自己沿着铁轨走了整整一个月，胸前背着个盲人专用的导航机，类似收音机，每走过一个地方，它都会发出提示说已经到了什么位置。他就这样一路走过来，走一段路可能找人讨些食物。

车子开到电子厂，他将身上仅有的900块钱全掏了出来，让我帮他进货。电子厂得知他的遭遇，非常感动，多送了他两个键盘。离开深圳，我又替他买了车票，并将身上仅有的钱都给他了。在车站候车的时候，他拿着剩下的40块钱向我盘算，下了火车后，每天花多少块能回到家。我看着他带着全部的家当，还有进货的键盘，当时就流泪了——这个人太可怜了，他这样子算钱，算得我真心酸呐！

等到我送走老陈，回到家时已经是下午2点了。大概一周后，老陈给我发来短信：“老谭，谢谢你，我已经到家了。”

我一直记得老陈，他这么艰辛地为盲友买键盘、做公益网站，他的公益梦想和我们爱心车队似乎找到了对接口，而我可以做的就是尽我所能去帮助他。

四

1997年，我从老家攸县跟随着的哥大潮涌向深圳的时候，只觉得自己是一个开车的，整个城市只有我的车厢那么大。不知不觉中，脚下的车轮带着我转过了17年，转过了深圳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现在，我早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想着熬过这阵子就离开深圳，这17年结下的情缘没法脱离，这里的环境、人文、地理和气候我也十分熟悉，心理上已经认同自己是个深圳人，觉得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了。

我在孩子们上大学时就问过她们，毕业了准备去哪座城市？当时我们都觉得深圳节奏快、压力大，结果谁知道大学毕业后，她们和我说，爸爸，我们还是在深圳工作吧！我也支持，一是觉得她们在深圳有发展空间，二是想感恩回报这里——没有深圳这片土地我就赚不到她们的学费，没有学费她们也读不了大学，所以毕业后来深圳做贡献也是理所应当的。

当初，来深圳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在这里我不仅提高了经济收入，还学会了做人，也学习了很多新的知识。现在，孩子们也在深圳工作，我们一家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这些是早年的自己根本想不到的。

有时我回到攸县，看到大家在那里仍然过着重复的生活，大人天亮干活，天黑休息，孩子们读书读到18岁，往后没有能力了便不上学了，在老家帮忙做些杂事。我总觉得人要有长远的眼光，于是常常劝他们出去走一走，不要总盯着自己的小世界。

在兴起来深圳开的士的风潮前，攸县的发展主要是靠农业和煤炭。这20多年来，在的哥的带动下，攸县也慢慢发生了变化：攸县人与深圳的关系日益紧密，的哥们的家人也开始走出家门来深圳谋生，攸县人涵盖了修理、商业、饮食等各个行业。大家赚了钱后又将钱寄回攸县，在那里消费，从而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现在，十个攸县的哥里，有七个都在老家买了房子，不是在县城就是在株洲市。攸县县政府也给了大家更多的优惠政策，担保可以为的哥们提供贷款，以便于的哥们承包车辆。我们甚至在深圳成立了流动党委，将攸县人的能量集中在一起，再在深圳的各行各业发挥出来。

我是开的士的，我的车轮不停地转，人也不停地变化。我记得刚过来的时候，总为了抢客斤斤计较。有回我空着车在一个四通八达的路口看到一位客人，我想这肯定是我的客，就赶紧踩油门开过去。结果不知道从哪个小道里扑来了一辆车，撞上了。人没事，但客人没拉到，我心里是又生气又委屈。后来我慢慢理解了，想要在深圳生活、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必须遵纪守法，落实到开车上就是要遵守交通秩序。按秩序走，即使客被别人拉走了也不要紧。多走一两公里，前面或许就有客人在等着你。

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APP平台）转自《深圳口述史》丛书，部分内容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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