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口述⑥】深圳五星级的哥谭继华：我用车轮丈量这座城市

编者按：“ 多走一两公里，前面或许就有客人在等着你。”这是谭继华深刻的感触，他1997年“为生活所迫”赴深，后经过努力，成深圳五星级的哥，爱心车队发起人。他用车轮丈量深圳的发展变化。

在深圳市政协特别支持下，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APP平台特别制作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深圳口述史》图文系列报道，第六期推出《深圳五星级的哥谭继华：我用车轮丈量这座城市》。

谭继华（资料图）

一

我们湖南株洲攸县人到深圳开出租车，从1993年左右就开始了。每逢过年，那些的哥们回乡，就把深圳的消息也带了回去。那时，我正在一家乡镇企业做会计，每个月领420元工资，这些钱刚够填饱我们一家人的肚子。听的哥们说，在深圳开出租车，每个月能赚五六千块钱，这让我很震撼。

他们的确是带着大把钱回来的，在深圳赚了10万、20万，便回乡干事业。我认识一位叫蒋秋茂的攸县人，他在深圳开了6年出租车，最后带着200多万回来，他用那笔钱承包下我们县城的一家酒厂。200万——这在当时的攸县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这件事情轰动了整个县城。之后，差不多是1995年，攸县人便潮水般地涌向深圳做的哥。当时，深圳40%到60%的的哥都是攸县人。那年我32岁，刚好赶上市里8位驾照考官来县里，我便抓住这个机会考驾照，想着万一日后有机会到深圳就可以派上用场。那批驾照考试一共培训了130多位驾驶员，后来这些人基本上都到深圳来了。

我之所以想来深圳，都是为生活所迫，最主要一点，是我准备让两个孩子一路读上大学。我有两个女儿，当时县城里的思想还比较落后，觉得女孩读完大学最终也是嫁给别人家，在这上面花钱不值。但是我的观念不同，只要她们有能力考上，就应该读下去。读书需要费用，光凭我的工资根本不够。另外，我还得赡养父母、给家里盖房子，这都需要钱。于是，在1997年我终于动身来了深圳，也和老乡们一样开的士。那时候，深圳在我和其他攸县的哥心中不过是个工作赚钱的地方，我有明确的目标——在深圳攒够5万块钱就立刻回去。

当时交通不便利，从老家过来要坐两天两夜的大巴。来到深圳，我和许多老乡的哥一样租住在皇岗村，和我一起住在100多平方米房子里的共有3户人家，我们每户住1间房。当时房租加水电费大概是2100块一个月，由3户人家平摊。我老婆和我一起过来的，但小孩却留在了老家，她们要不住在我父母家，要不住在外婆家。这样，我在深圳算是有了个落脚之处，但并没有家的感觉。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这座城市都有疏离感。父母孩子都在老家，每年最期待的事，就是干完一年、春节放假赶紧回家。而眼前城市里的一切，无疑是新鲜却陌生的。从小县城到大城市，深圳的路面、城市环境和交通状况都是过去我们在攸县见所未见的。想在这里开的士，必须掌握地理、交通各方面的知识、考取从业资格证，有了资格证才能去包车。真正开车上路后，又必须熟路，否则赚不到钱。为了尽快适应这座城市和的哥身份，白天，我踩着一双布鞋走街串巷熟悉地名，站在街角路口观察交警如何指挥交通。夜里下班后，就喊上熟悉的老乡带着我开车探路。我记得那时最好的路是深南大道，最繁华的区域是罗湖国贸一带，到了晚上霓虹灯很亮眼。那时地王大厦已经建好了，想想老家县城里最高的楼也只有四五层，觉得根本没法比。

经过努力，我考取了资格证，接着便要凑钱包车。当时深圳的的士市场还比较混乱，承包价最低要16万，高的能达到22万，这笔钱要一次性投进去，合同签5年，所以的哥的压力都挺大的。我租车的钱是从几个姐姐那里凑来的，加上自己的2万块，终于租下一辆车。

那时候，的哥们最愿意跑的区是福田和罗湖。关外路况差、距离远，大家普遍都不愿意去。但也有例外，由于当时市场不规范，少有的哥载客时愿意打表，遇到客人要去远一些的地方，的哥往往自行喊价，也有客人上车就主动提出不打表、讲价的，价钱满意，的哥就愿意去。那时去龙岗有时收180元，有时要200元，这个数目超出了现在打表行驶的极限，但在当时，通往关外的高速路还没建成，路不好走，费用收得多也可以理解。随意喊价导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哥们都喜欢往关外跑。

1997年那会儿，打车还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客人上车后一般都要花二三十块，这个价位普通人消费不起，我们自己家人来深圳，如果不是有特别原因都不敢打车。乘车的客人相对来说香港人最多，占到30%—40%左右，其次是深圳的生意人。有时我会希望上车来的是香港客人，因为他们不会斤斤计较一两块钱。那时他们付钱给的还是港币，现在已经不能这样了。

在深圳，人们强调节奏感，回报与效率紧紧相连，开了一段时间的士之后，我发现只要不违法、勤快，就真能赚到钱。我周围的的哥们赚钱十分拼命，加上日常工作制度还不规范，一天工作11个小时以上是常有的事。就算生病，只要不算太严重，也都不敢休息。那时我每天一大早带着妻子做的饭就上路了，到了中午12点左右，看到附近没有客人，就赶紧停车，坐在大树下吃几口，看到有客人远远来了，立马将饭盒盖上，把客人带到目的地，再趁机扒几口饭。我节约下来的时间都用在赚钱上，时间就是金钱啊。

这样的情况大概过了一两年，的士行业改革，管理更加人性化，才渐渐增加了调休的硬性规定。到现在，大家使用司机卡，时间到了就必须停下来，许多老司机每周甚至能休四五天。司机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现在赚钱是为了把身体调节好，之后去更好地生活。在皇岗村广场，下班时，还会看到很多的哥聚在一起打羽毛球、乒乓球。

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深圳的的哥来自五湖四海，大家都喜欢和老乡交流相处，开车时就把这座城市拒于出租车门之外，拒于我们手头小小的对讲机之外。我的对讲机那头是说着攸县方言的老乡，可能在攸县时，彼此的故乡隔了几十公里，从未见过面，但到了深圳，乡情一下浓厚起来，天天联络感情，到了饭点喊对方吃饭，遇到道路上的不熟悉，或是难缠的客人，还能彼此搭把手。但现在，我逐渐意识到，乡情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因为乡情，我们拒绝与这座城市交流。

到2009年，深圳的士行业引进了GPS系统，涵盖了更多功能，像叫车、对讲、定位。大家讨论的话题也慢慢发生了变化，现在已经少有人像过去那样，天天讨论如何赚更多钱，而是围绕着交通执法问题进行探讨，互相提醒驾车要小心，要讲法规，消除各种隐患。

二

2001年，我在原出租车公司的合同到期了，手头的存款也早已突破原定的5万元目标直奔10万了，但我看到家里因为自己开车，经济情况上的好转，加上孩子们陆续上了中学，读书依旧需要钱，便想着不如继续在深圳干一阵子。

此时，我原来所在公司的出租车被汉都公司承包了。汉都是刚从珠海来深圳的，当时公司里有120辆车，一位司机一辆，算一算差不多有一半以上是攸县的哥。公司新老总一到岗，听说许多的哥认为承包车的费用太高，便立刻派我和领导一起去攸县了解的哥们的家庭状况。领导们到了攸县一看，当即决定给贫困家庭3万至4万元补贴。逢年过节，汉都还给员工发放各种补贴和奖励，这在当时算是个创举。一直以来，汉都把员工当自己家人一样对待，不像之前市面上的公司只管收租、只要钱，它希望能从源头上留住人才，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这样的理念也影响了我们，鼓励我们加强对社会的服务意识。

2001年7月1日前夕，我在广播上听到建党80周年的专题节目，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明天一天免费载客吧！作为一名党员，我能来到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打拼三年就有了十多万存款，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都得益于党的好政策。我开了三年车，才免费服务一天，也算用自己小小的技能回报社会了。

7月1日当天，我接了20单活，总共免了大概560元，客人们都帮我在本子上签了名，我想着以后不开车了，还可以留个念想。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70多岁的老同志，知道下车的时候不用钱，他连连感谢我说：“我是退休的老党员，从来没听说过深圳还有免费出租车可以坐，真是太感谢了。”下班回到公司，领导还夸我：“当时我们招你果然没看错。”

自从2001年这天免费服务之后，我就逐渐萌发了“今后多多少少都要用自己开车的能力服务大众”的想法。既然在深圳工作了，就要做个有道德的深圳人。所以后来成立党员爱心车队时，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早在2003年，我们几个的哥就聚在一起，说可以组建一个爱心车队，未必一定是党员，只要有爱心的都可以加入。最初成形时，有意向加入的是9个人，后来领导相当重视，说你们可以发展壮大，影响面更广些。到了2004年，由深圳广电集团交通频率牵头，来自不同出租车公司的20多位的哥正式组成了党员爱心车队，并于2004年7月1日早上在莲花山举行了“共产党员示范车队”授牌仪式。当时我们强调的理念就是通过党员队伍的组建，带动整个行业的爱心服务，一步步把这件事做好、做扎实了。

起初，我们的车队队牌是纸质的，红底白字，就放在驾驶室玻璃的右侧。后来换成铁皮做的，挂在车前保险杠上。我们这20多个人刚开始还有些害怕亮出这一身份，因为的哥行业人员多，鱼龙混杂，难免有人起疑：“我们到这里都是来赚钱的，你搞这个牌子是什么意思啊？”交警看着也新鲜，还来询问过，因为一般保险杆上只能挂牌照，不可以挂其他牌，后来特批了我们共产党员示范车可以挂队牌。

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的哥收入的增加，路上各种爱心车队的牌子越来越多，已经从最初的20多块，发展到1000多块了。有时在路上看见这些牌子，无论是哪个车队的我都感觉很开心，心里有一种情分。深圳组建车队之后，全国其他城市也陆续出现爱心车队，这么看深圳又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同样是在2004年，因为客运管理局推行星级驾驶员考核制度，深圳的士行业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第一批就报名参加了考试，报名后发现星级驾驶员考核有一套完整的程序，需要驾驶员参与培训，再去考笔试和面试。考试对英语口语也有要求，我们当时要考十个英文地名，全部正确读出来就能通过。我英文没有什么基础，正好我的侄子和他老婆也在深圳，侄子老婆是高中毕业的，我就请她教我读，她念、我听，然后我念、她再听，就把深圳英文地名给学会了。第一批参加五星级驾驶员考试的有700多人，最后只取100个，我就是其中之一。考过后，五颗星打进了我的司机卡里，客人们都知道，五星级驾驶员服务态度好，不会拒载，也不会绕路。

这是的哥普遍开始强调服务的重要标志。我记得在这之后不久，有一次我搭载一位女客人，她刚上车我就问她：“小姐，您好，您到哪里？”她一下子懵了，下车的时候我又跟她说：“小姐，您好，谢谢。”她要多给我20块钱，我也懵了，她说：“你不知道呀，我在深圳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一个驾驶员还跟我说‘您好’，怎么回事呀？发生变化啦？发生天大的变化啦？”我就告诉她：“我们的服务理念发生变化了。”从此以后，我们的哥常常在载客时与客人聊聊天，如果看到客人情绪不好，也会劝导对方，养成了察言观色的习惯。

上世纪90年代末刚来深圳时，我和许多人一样，觉得这座城市人情冷漠，客人上车报出地点后基本不与司机交流。那时候我也害怕交流，刚从老家过来，总担心自己不会说话，怕说多了引起别人反感。但这种“冷漠感”最终要靠自己克服，你首先不能把自己当外地人，要与客人互相理解、安慰，尤其在客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如果你这样做了，他会很感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