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口述⑤】“打工明星”祝日升：揣50元闯深圳 圆百万财富梦

三

和老婆结婚、成为乡党委书记女婿的故事，要从我在家乡的投资开始说起。

我们农村出来的人，因为小时候太苦了，所以对财富的重视度远远超过在城市里长大的人。我年轻时，把赚钱的任务和计划看得很重，其中有一个计划是“五年投资一次房地产”。出来25年，我也完成了五次“五年计划”。

早在1991年中秋，20岁的我就带着打工的收入到回老家，做了件让乡亲们瞠目结舌的事：还了父亲的欠账，拆掉了旧房子——父亲和姐姐都是在那个房子里去的，那儿不能住了——在旁边盖起了一座三层的红砖大瓦房。这在我们那个年代是大新闻，当时十里八乡，很多老人都拄着拐杖去看热闹。人们翻来覆去说得最多的就是那句话：“20岁哦，20岁建一栋房子！”在村里一排排的土坯房中，我这栋红砖房格外醒目。

农村的孩子知道农村的苦，所以我想搬离农村，最起码要在县城里有个家，将来小孩能在县城读书。1995年“五一”期间，我又回到老家，先是花了一万八在县城郊区买了一块地皮，地皮位于将要开发的工贸区。又向工厂主管和同事借了两万块钱，盖了一座三层楼房。我们祝家村有100多户人家，我是第一个在县城盖房子的，那时候我才24岁，老乡们都很羡慕。

刚开始我的想法很单纯，只觉得自己如果在县城有个地方住，就是“城里人”了，对商铺的利润没想到那么多。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这座房子成了我的“第一桶金”：在之后的十年里，县城的地价上涨了十倍，当年1.8万元买的地，变成了18万元；加上盖的360平方米的三层小楼，这处房产的价值已经超过了30万元。

慢慢地我在家乡也有了一些名气，但当我真正去我们乡党委书记家相亲时，还是有些不敢相信。这位书记一直被我视为上层人物，我刚开始一直纳闷，就问媒人：“干部家庭会看中我？是不是女方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但后来我了解到，他们家人特别欣赏我这种拼搏的精神，他们看得起我，不会觉得我是个孤儿，反而发自内心地佩服我能自立自强。于是我去相亲的时候，有意空手去，什么都不带，但他们家里人却拿我们乡里最高的规格来招待我，酒菜都是最好的，我老丈人还敬了我十杯酒。

1997年正月，我结婚了。一个孤儿成了家乡上层人物的女婿，这是我被老家认可的最佳证明。定亲没花什么钱，结婚的时候我包1万块钱给他们，然后他们又把那1万块钱买了家具，等于说我把妻子娶回家，一分钱没花。我能有这样的福气，很大程度是因为深圳，所以老婆怀第一个孩子时，我和她说，如果生了一个女孩，就取名叫“深深”，如果生了男孩就叫“鹏城”，都是要表达我对深圳的感恩之情。后来，老婆给我生了一个8斤重的白胖小子，我们就直接取名叫“祝鹏城”。

也是这一年，我开始用自己的收入去帮助老家其他人，做了一些慈善的事。我们邻村有三个贫困生，都考取了大学，但家里交不起学费，每次开学我就帮他们一把，他们的学费差多少我就凑多少，全部给交齐。我自己没考大学，知道那种痛苦，所以只想帮他们，从没想过让他们还。这件于我而言的小事却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大学毕业了，不单一早把借款还清了，在我投资遇到困难的时候，还反过来帮助了我。

四

二十多年来，我持续收藏着既与自己打工生涯有关，也与深圳有关的物品，暂住证、火车票、工资条、信件、照片、电话卡、汇款收据、各类票证、图书报纸等等，各类文史资料我都保存着，藏品数量能有上万件。它们几乎涵盖了深圳发展的每一个脚步，每一个方面。我打心底把自己当做深圳的居民，把深圳当做自己的城市。但是，这些东西留在我手上只能给我的子孙看，所以我好几次把它们捐献给深圳博物馆和宝安劳务工历史博物馆，希望后来的深圳人都看到，发挥出它们最大的价值。

2006年开始，有媒体报道我捐赠藏品的事，也采访了我。后来我成为深圳特区第一代劳务工代表、“十一届深圳十大杰出青年”正式候选人，又被评为“深圳十大观念践行者”。07年，我获得深圳第三届国际文博会免费展位，展出了自己多年的藏品。当年10月，我写的自传《感恩：深圳宝安明星劳务工祝日升的成长纪实》第一部出版。慢慢地，走在街上会有人认识我，说我是“打工明星”。

2008年，我工作了十几年的工厂运作艰难，换了一个新加坡的总经理，当年国庆节之后，包括我在内的一批老员工突然就收到了要求离职的通知。在厂里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我对它已经有了感情，早就不是为了赚钱、拿高薪而留下，而是想一同见证公司的发展。我记得不到半年前，我们工模部发生了火灾，我拿着灭火器去救火，公司还给了我奖励。没想到这么快竟被辞退，很让人心灰意冷。

庆幸的是，深圳是一个总给人以希望的地方。在失业1个月后，我有机会进入一家文化公司工作。当时文化公司的老总看到媒体对我的报道，也读了《感恩》，他说读得他泪流满面。刚好我认识很多深圳文学圈的人，他就叫我加入，一起做出版。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到处大裁员的情况下，我从一个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技术工，成为了文化公司高管，不得不感恩。到了新公司，我坐在空调房里用电脑，和从前的“蓝领”生活完全不同。更不同的是工资，一个月有一万多，是从前的三四倍，我想都不敢想，好几晚睡不着觉。

我在这家文化公司干到2012年底，之后因为公司出现问题，就离开了。现在我主要做人物的专访和传记，还做了一本商会杂志，一年中大概有三、四个月呆在深圳，多数时间在南京和杭州，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比较自由。

五

2004年以前，我对深圳的感觉还仅仅是“来赚钱”，虽然很感恩，但我并不想在这里落地生根，因为对这里还有很多地方不满意，比如治安乱和就业流动性大。

2000年之前，我们在深圳出门都要防打劫。我们公司的生产经理，给自己厂里出去的员工打劫了好几次，还让人打得鼻青脸肿。我有一回跟着老板的姐姐还有几个同事去晨跑，老板的姐姐戴了一条大项链，结果几个人冲来把她项链抢了，然后立刻窜到了山上去。当时大白天有人打劫已经是司空见惯。在这里就业的流动性也大，随时都有可能被解雇。以前厂里的人都怕自己工资高，因为工资一高，很可能有被老板炒掉的危险。早年一手把工厂撑起来的那批上海老人家，忽然有天就被炒了，老板对他们说：“老人家，你回家养老吧！”

2004年以后，深圳的治安逐渐好转，进关的边境令也取消了，条件变得越来越好。那年，我也因为看到一档节目，第一次想留在深圳，将这里当做自己的归宿。这个节目叫做《漂泊的灵魂》，是中央电视台播的，我看完觉得，打工者就是漂泊的灵魂，生命中充满了不确定因素，特别是翅膀还没有长硬、还不能主宰命运的普通打工者，像浮萍一样，飘到一个地方，落脚了，但风一吹，肯定又把你吹跑了。当时我在老家已经投资了三处房产，如果要买深圳的房子，不是买不起，但是我却错过了最早一批“买房得户口”的机会，一直也没有拿到深圳户口，心里不禁觉得自己方向把握错了，投资产生了失误。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因为没有深圳的户口而感到遗憾。这里给了我所拥有的一切，我对它的感情有百分之九十九是感恩，但还有百分之一，就是没能成为真正“深圳人”的遗憾。因为户口问题，我和妻子十一年分居，只有一年相处在一起，孩子到十来岁还是留守儿童。户口是一座城市对我们的认可，它能保证我的孩子可以在这里上学。希望孩子在身边、有书读，是所有普通务工者都迫切需要的。孩子上中学时，我想过为了陪他们放弃深圳回老家。那时心中相当悲凉——对于深圳，我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这里，如果哪天要回去，我肯定是流着眼泪回去的，一千万个不舍得。这二十年来，我天天都很快乐，我真的很想把这种快乐延续下去。

但近些年，可能因为年龄大了，对许多事情都看淡了。从前有这个目标、那个目标，但到了40岁却觉得一切顺其自然、不要强求是最好。现在我依旧是农村户口，老婆孩子是县城户口，我也觉得不错。自己对深圳的感情反而更深厚，甚至觉得比老家更亲切。深圳有很多老师、领导、同行和朋友，彼此之间虽然没有像家里的亲邻那么亲密熟悉，可只要有共同爱好、追求，就容易走得很近。我也努力尽一个市民的义务，比如义务献血十多次，社会大事小事都捐款捐物等等。

我当这里是我的家，也一定是我叶落归根之处，将来我会在这儿养老。孩子大学毕业后我也建议他来深圳发展。

回头想想，17岁的时候选择来深圳，认为这里比别的地方好，只是单纯地想着一年四季都可以打工。其实，一年四季打工，就是一天天、一年年在这里，然后习惯这里，离不开这里。深圳帮助我梦想成真，我的好几个梦都在这里圆了，而且圆得很漂亮：百万财富之梦、文学之梦、收藏之梦，还有幸福家庭之梦。

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APP平台）转自《深圳口述史》丛书，部分内容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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