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口述⑤】“打工明星”祝日升：揣50元闯深圳 圆百万财富梦

编者按：在深圳市政协特别支持下，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APP平台特别制作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深圳口述史》图文系列报道，第五期推出《“打工明星”祝日升：兜里揣50元闯深圳 圆了百万财富梦》。祝日升1988年赴深圳，中国第一代劳务工，在深务工期间收藏大量打工票据、物件，并将其中精品捐献给宝安劳务工历史博物馆。

祝日升手捧自己出版的多本图书（资料图）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从安徽转车到武昌南下，那时候武昌没有直达广州的火车，我就买了去湛江的车票，想“打个弯”过来深圳。

从老家出来，我的目标就是深圳。

相比于八十年代初就奔赴特区的人，我晚了好几年，1988下半年才动身。一是因为年纪小，我1971年12月出生，刚到深圳时还没满17岁。二是和大背景有关，我是安徽农村的，父辈对于进城是不敢想的，因为那时户籍管得很严，城市生活柴米油盐都是凭户口凭票证供应的，没有票证，进城了也没办法生存。1984年国务院发了一个“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这扇对我们关闭的“大门”终于开了一条缝：自带口粮就可以进城了。

来深圳前，我已经独自在老家熬了3年：父亲得癌症去世了，姐姐也死了，母亲出家了，我只能自己种田养活自己、供自己读书，身上还背着父亲治病欠的1000多块钱债务。要还债、要生活，读到初中时实在熬不下去了，我必须出去打工。

想到要来深圳，原因其实很多，在老家时我看了一个小品，说深圳是中国的经济发动机，这个比喻震撼了我；而且深圳不冷，在这里一年四季都可以打工，如果去了北方，一年最多只能干10个月。当时，在老家附近打工的同乡当中，很多都没有赚钱，我不想走他们的老路。

离乡出门前，我把家里的东西能卖的都卖了，不能卖的就送人，只剩空荡荡一个家。想到姐姐去世那会儿，是这家出10块，那家出5块，亲戚们凑了一笔钱，才把姐姐抬出去的，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赚钱。踏出家门、把大门锁上的时候，我和自己说：“一定要赚到够盖房子的钱才回来，否则就在外面混一辈子，再也不回来！”

我老家在安徽宿松县凉亭镇三德村，上路后从家里到武昌花了一天时间，在武昌买不到来广东的火车票，在那里睡了一晚，才买到第二天的票。当时没有直达深圳的车，到广州的票也买不到，我就坐火车到湛江，那时候火车的速度很慢，从武昌到湛江花了两天两夜，到湛江又睡了一晚，前后一共用了4天才到深圳。出门时我兜里只有五十块钱，光车票就花了四十多块，所以在南头关下车时，我已经身无分文。 

一到深圳，舒服的天气让我几乎忘了一路劳累。我记得那是秋天，刚刚过完国庆节，老家的天气已经有点凉了，但深圳还是很暖和，像春天一样舒服。冥冥之中，我感觉这就是我寻梦的地方。

当时的火车票，我都收藏起来了，因为我从家里出来时已经一无所有，来深圳就是要改变命运，往后的日子只有一天比一天好。所以我要收藏一些东西，来见证自己的变化。不仅如此，二十年来的火车票、工资单我都一直保存着。四十多万的工资收入加上我在家乡的投资所得，基本也有上百万的资产了，看到这些票据我经常会说：“二十年的火车票成就了我百万的梦想”。

二

到了深圳，我发现这里并没有遍地黄金，也不是华丽的都市，很多地方还是荒山、菜地和农田。那时“二线关”还在，我没有身份证，所以办不了“边防证”，无法进入南头关，只能选择在宝安关外打工。找工作也不容易，我不会讲白话，没有技术，也没有工作经验。进工厂做工需要50块的进厂押金，我没有钱又不认识人，无事可做晃荡了一个星期，每天都吃不饱。

为了活命，我参加了一个工程队，在松岗、沙井、西乡一带抬石头、挖水沟、挑沙浆，什么苦力活我都抢着干。最开始我们是背水泥，背一吨两块钱。太阳出山，我们就要起来干活，干得都是工地上最累的活儿，但我心里却很高兴，因为在老家，全家干活一天才两块钱，来这里一天一下就有10多块钱，也没有拖欠过我的工资，我觉得自己运气特别好。

到工地之后，老板帮我办了暂住证，从此离开工地一步都要带上这个东西，而且每年都得重新办一次。一旦出门被治安队查到没有证、抓起来，是要罚款最少五十块钱的，没有钱就只能送去宝安的收容所。我的运气比较好，因为皮肤很白，像城里人，办了二十年的暂住证没有被查过。

我们工地上有许多年轻小伙子，每个人第一次在外面过年时，都会用本来买回乡车票的钱买一套衣服。1989年，我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就和朋友去买新衣服。那时西乡还没有服装店，都是临时搭棚摆摊，我们十几个小伙子一人买了一套西装，算优惠价，一百多块一套。第一次穿上西装和皮鞋，心情很好，格外精神。

第二年，我们到深圳老机场前合照，大家都穿得很时髦。戴手表，穿针织衫，还有人带了吉他。那时候我们的收入已经算不错了，一个月300元左右，加上我特别能吃苦，从1988年开始熬了整整3年没回过家，到1991年已经攒下了1万多块钱。我觉得这个数够建房子了，于是就回家了一趟。

直到1993年，我才第一次穿过“二线关”，去了趟西丽，算是第一次进市区。二十年前的深圳和现在完全不同，楼房都很矮，才七、八层，上了十层就算很高了。那时市里已经有了上海宾馆，但是还没有世界之窗。回想起来，这些地方变化实在太大了。

1992年，我在工地出了一次事故，差点把命丢了，我就非常想换份更有安全感的工作。那时候深圳刮台风，我是装修工人，起风时正站在脚手架上给大楼外墙贴马赛克。二十多年前的脚手架和现在不一样，那是用竹子挖空了搭起来的排架，大风一吹摇摇晃晃。出事的时候我刚好贴到最高层——第7层那里，排架摇得我腿发软，一不小心失去重心就摔下来了！那可是7楼啊！还好落到2、3层交界的地方时，衣服被突出来的竹架挂住了，这才捡回一条命！事后我心里就只想到父亲——觉得特别对不起他，那时我已经是家里唯一的人了，我要是出了意外，家里就没人了。所以这个活是不能干了，我了解了一下行情，就转去学当时最吃香的五金模具。

九十年代初，深圳冒出各种工厂，到处都在招工，年轻人只要能吃苦，都有机会进工厂。1992年底，我跳槽进了一家精密零件厂。进厂之后，我的生活迎来了两个重大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不久之后的1994年。

1992年做模具的人并不多，厂里的内地师傅比较少，我们都是跟着香港和上海的师傅学习，上海的师傅大多年长，只能说有模具的基础，最精密的技术还是香港师傅教的。师傅们在我心里都高高在上，我进厂的身份是“补师”，就是补充的师傅，我把自己当学徒。那时候有同事说食堂的饭不好吃，晚上又睡不好，发牢骚的人很多，但我的心态跟他们不一样——我觉得自己是个“幸运者”，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的。我从冲压工、修模工做起，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一个月工作400个小时是正常的量，最多我能做420个小时。我们厂是24小时两班倒，很多同事不愿意上夜班，我愿意上，上了整整半年的夜班，为什么呢？因为夜班比白班管得松，白天每个师傅都在自己的位子上，没位子给你做了；上夜班不同，各种机器我都可以开起来学，拼命练习。夜班更适合我。

那时我跟了一位很关键的师傅，我当时工资是四五百块钱一个月，他是2000多的底薪，可见掌握的技术对厂里很重要。他做模具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有点“偷学”的味道，看多几次就对精密模床有了大概的了解。1994年，这个师傅离职了，想自己去创业。他的核心技术“流失”对公司发展非常不利，整个公司都很着急。我就说我可以试着做精密模床，老板大概给了我一个月的时间练习、琢磨，最终我吃透了技术，顶上了师傅原来的位置，成了公司的核心人才。可以大言不惭地说，那时公司没了我的话，很可能就要瘫痪了。

现在回想，能实现这样的提升，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我热爱这份工作，渴望学习更好的技术；第二是我舍得吃苦，其实模床工作对身体有伤害，平时车间里灰尘很大，我们有得肺病这种职业病的风险。但我那时候天不怕地不怕，只要能学到技术、拿到高工资就很好了。

一年后，我从公司的底层提升为骨干，收入也因此上去了。1994年4月我的月工资才500元，5月份就加到1000了。每次发工资，大家都要排队来领，我们工资不用袋子装，而是直接把钱给到你手上。我第一次涨工资自己还不知道，厚厚一叠钱拿到手时，手掌直冒汗，数了一下发现有1280多块钱，当时从没见过这么厚的钱。周围那些厂里的老人家、女孩子都看着我。

当年11月份，我又加了500，到1995年，每个月就能拿到2000块钱，跻身“高薪阶层”了。这可以说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第二个转折点是1997年。那年春节，我结婚了，老丈人是我们乡党委书记——经过多年努力，我慢慢从家乡的底层爬到了中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