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口述⑥】深圳五星级的哥谭继华：我用车轮丈量这座城市

编者按：“ 多走一两公里，前面或许就有客人在等着你。”这是谭继华深刻的感触，他1997年“为生活所迫”赴深，后经过努力，成深圳五星级的哥，爱心车队发起人。他用车轮丈量深圳的发展变化。

在深圳市政协特别支持下，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APP平台特别制作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深圳口述史》图文系列报道，第六期推出《深圳五星级的哥谭继华：我用车轮丈量这座城市》。

谭继华（资料图）

一

我们湖南株洲攸县人到深圳开出租车，从1993年左右就开始了。每逢过年，那些的哥们回乡，就把深圳的消息也带了回去。那时，我正在一家乡镇企业做会计，每个月领420元工资，这些钱刚够填饱我们一家人的肚子。听的哥们说，在深圳开出租车，每个月能赚五六千块钱，这让我很震撼。

他们的确是带着大把钱回来的，在深圳赚了10万、20万，便回乡干事业。我认识一位叫蒋秋茂的攸县人，他在深圳开了6年出租车，最后带着200多万回来，他用那笔钱承包下我们县城的一家酒厂。200万——这在当时的攸县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这件事情轰动了整个县城。之后，差不多是1995年，攸县人便潮水般地涌向深圳做的哥。当时，深圳40%到60%的的哥都是攸县人。那年我32岁，刚好赶上市里8位驾照考官来县里，我便抓住这个机会考驾照，想着万一日后有机会到深圳就可以派上用场。那批驾照考试一共培训了130多位驾驶员，后来这些人基本上都到深圳来了。

我之所以想来深圳，都是为生活所迫，最主要一点，是我准备让两个孩子一路读上大学。我有两个女儿，当时县城里的思想还比较落后，觉得女孩读完大学最终也是嫁给别人家，在这上面花钱不值。但是我的观念不同，只要她们有能力考上，就应该读下去。读书需要费用，光凭我的工资根本不够。另外，我还得赡养父母、给家里盖房子，这都需要钱。于是，在1997年我终于动身来了深圳，也和老乡们一样开的士。那时候，深圳在我和其他攸县的哥心中不过是个工作赚钱的地方，我有明确的目标——在深圳攒够5万块钱就立刻回去。

当时交通不便利，从老家过来要坐两天两夜的大巴。来到深圳，我和许多老乡的哥一样租住在皇岗村，和我一起住在100多平方米房子里的共有3户人家，我们每户住1间房。当时房租加水电费大概是2100块一个月，由3户人家平摊。我老婆和我一起过来的，但小孩却留在了老家，她们要不住在我父母家，要不住在外婆家。这样，我在深圳算是有了个落脚之处，但并没有家的感觉。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这座城市都有疏离感。父母孩子都在老家，每年最期待的事，就是干完一年、春节放假赶紧回家。而眼前城市里的一切，无疑是新鲜却陌生的。从小县城到大城市，深圳的路面、城市环境和交通状况都是过去我们在攸县见所未见的。想在这里开的士，必须掌握地理、交通各方面的知识、考取从业资格证，有了资格证才能去包车。真正开车上路后，又必须熟路，否则赚不到钱。为了尽快适应这座城市和的哥身份，白天，我踩着一双布鞋走街串巷熟悉地名，站在街角路口观察交警如何指挥交通。夜里下班后，就喊上熟悉的老乡带着我开车探路。我记得那时最好的路是深南大道，最繁华的区域是罗湖国贸一带，到了晚上霓虹灯很亮眼。那时地王大厦已经建好了，想想老家县城里最高的楼也只有四五层，觉得根本没法比。

经过努力，我考取了资格证，接着便要凑钱包车。当时深圳的的士市场还比较混乱，承包价最低要16万，高的能达到22万，这笔钱要一次性投进去，合同签5年，所以的哥的压力都挺大的。我租车的钱是从几个姐姐那里凑来的，加上自己的2万块，终于租下一辆车。

那时候，的哥们最愿意跑的区是福田和罗湖。关外路况差、距离远，大家普遍都不愿意去。但也有例外，由于当时市场不规范，少有的哥载客时愿意打表，遇到客人要去远一些的地方，的哥往往自行喊价，也有客人上车就主动提出不打表、讲价的，价钱满意，的哥就愿意去。那时去龙岗有时收180元，有时要200元，这个数目超出了现在打表行驶的极限，但在当时，通往关外的高速路还没建成，路不好走，费用收得多也可以理解。随意喊价导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哥们都喜欢往关外跑。

1997年那会儿，打车还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客人上车后一般都要花二三十块，这个价位普通人消费不起，我们自己家人来深圳，如果不是有特别原因都不敢打车。乘车的客人相对来说香港人最多，占到30%—40%左右，其次是深圳的生意人。有时我会希望上车来的是香港客人，因为他们不会斤斤计较一两块钱。那时他们付钱给的还是港币，现在已经不能这样了。

在深圳，人们强调节奏感，回报与效率紧紧相连，开了一段时间的士之后，我发现只要不违法、勤快，就真能赚到钱。我周围的的哥们赚钱十分拼命，加上日常工作制度还不规范，一天工作11个小时以上是常有的事。就算生病，只要不算太严重，也都不敢休息。那时我每天一大早带着妻子做的饭就上路了，到了中午12点左右，看到附近没有客人，就赶紧停车，坐在大树下吃几口，看到有客人远远来了，立马将饭盒盖上，把客人带到目的地，再趁机扒几口饭。我节约下来的时间都用在赚钱上，时间就是金钱啊。

这样的情况大概过了一两年，的士行业改革，管理更加人性化，才渐渐增加了调休的硬性规定。到现在，大家使用司机卡，时间到了就必须停下来，许多老司机每周甚至能休四五天。司机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现在赚钱是为了把身体调节好，之后去更好地生活。在皇岗村广场，下班时，还会看到很多的哥聚在一起打羽毛球、乒乓球。

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深圳的的哥来自五湖四海，大家都喜欢和老乡交流相处，开车时就把这座城市拒于出租车门之外，拒于我们手头小小的对讲机之外。我的对讲机那头是说着攸县方言的老乡，可能在攸县时，彼此的故乡隔了几十公里，从未见过面，但到了深圳，乡情一下浓厚起来，天天联络感情，到了饭点喊对方吃饭，遇到道路上的不熟悉，或是难缠的客人，还能彼此搭把手。但现在，我逐渐意识到，乡情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因为乡情，我们拒绝与这座城市交流。

到2009年，深圳的士行业引进了GPS系统，涵盖了更多功能，像叫车、对讲、定位。大家讨论的话题也慢慢发生了变化，现在已经少有人像过去那样，天天讨论如何赚更多钱，而是围绕着交通执法问题进行探讨，互相提醒驾车要小心，要讲法规，消除各种隐患。

二

2001年，我在原出租车公司的合同到期了，手头的存款也早已突破原定的5万元目标直奔10万了，但我看到家里因为自己开车，经济情况上的好转，加上孩子们陆续上了中学，读书依旧需要钱，便想着不如继续在深圳干一阵子。

此时，我原来所在公司的出租车被汉都公司承包了。汉都是刚从珠海来深圳的，当时公司里有120辆车，一位司机一辆，算一算差不多有一半以上是攸县的哥。公司新老总一到岗，听说许多的哥认为承包车的费用太高，便立刻派我和领导一起去攸县了解的哥们的家庭状况。领导们到了攸县一看，当即决定给贫困家庭3万至4万元补贴。逢年过节，汉都还给员工发放各种补贴和奖励，这在当时算是个创举。一直以来，汉都把员工当自己家人一样对待，不像之前市面上的公司只管收租、只要钱，它希望能从源头上留住人才，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这样的理念也影响了我们，鼓励我们加强对社会的服务意识。

2001年7月1日前夕，我在广播上听到建党80周年的专题节目，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明天一天免费载客吧！作为一名党员，我能来到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打拼三年就有了十多万存款，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都得益于党的好政策。我开了三年车，才免费服务一天，也算用自己小小的技能回报社会了。

7月1日当天，我接了20单活，总共免了大概560元，客人们都帮我在本子上签了名，我想着以后不开车了，还可以留个念想。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70多岁的老同志，知道下车的时候不用钱，他连连感谢我说：“我是退休的老党员，从来没听说过深圳还有免费出租车可以坐，真是太感谢了。”下班回到公司，领导还夸我：“当时我们招你果然没看错。”

自从2001年这天免费服务之后，我就逐渐萌发了“今后多多少少都要用自己开车的能力服务大众”的想法。既然在深圳工作了，就要做个有道德的深圳人。所以后来成立党员爱心车队时，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早在2003年，我们几个的哥就聚在一起，说可以组建一个爱心车队，未必一定是党员，只要有爱心的都可以加入。最初成形时，有意向加入的是9个人，后来领导相当重视，说你们可以发展壮大，影响面更广些。到了2004年，由深圳广电集团交通频率牵头，来自不同出租车公司的20多位的哥正式组成了党员爱心车队，并于2004年7月1日早上在莲花山举行了“共产党员示范车队”授牌仪式。当时我们强调的理念就是通过党员队伍的组建，带动整个行业的爱心服务，一步步把这件事做好、做扎实了。

起初，我们的车队队牌是纸质的，红底白字，就放在驾驶室玻璃的右侧。后来换成铁皮做的，挂在车前保险杠上。我们这20多个人刚开始还有些害怕亮出这一身份，因为的哥行业人员多，鱼龙混杂，难免有人起疑：“我们到这里都是来赚钱的，你搞这个牌子是什么意思啊？”交警看着也新鲜，还来询问过，因为一般保险杆上只能挂牌照，不可以挂其他牌，后来特批了我们共产党员示范车可以挂队牌。

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的哥收入的增加，路上各种爱心车队的牌子越来越多，已经从最初的20多块，发展到1000多块了。有时在路上看见这些牌子，无论是哪个车队的我都感觉很开心，心里有一种情分。深圳组建车队之后，全国其他城市也陆续出现爱心车队，这么看深圳又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同样是在2004年，因为客运管理局推行星级驾驶员考核制度，深圳的士行业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第一批就报名参加了考试，报名后发现星级驾驶员考核有一套完整的程序，需要驾驶员参与培训，再去考笔试和面试。考试对英语口语也有要求，我们当时要考十个英文地名，全部正确读出来就能通过。我英文没有什么基础，正好我的侄子和他老婆也在深圳，侄子老婆是高中毕业的，我就请她教我读，她念、我听，然后我念、她再听，就把深圳英文地名给学会了。第一批参加五星级驾驶员考试的有700多人，最后只取100个，我就是其中之一。考过后，五颗星打进了我的司机卡里，客人们都知道，五星级驾驶员服务态度好，不会拒载，也不会绕路。

这是的哥普遍开始强调服务的重要标志。我记得在这之后不久，有一次我搭载一位女客人，她刚上车我就问她：“小姐，您好，您到哪里？”她一下子懵了，下车的时候我又跟她说：“小姐，您好，谢谢。”她要多给我20块钱，我也懵了，她说：“你不知道呀，我在深圳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一个驾驶员还跟我说‘您好’，怎么回事呀？发生变化啦？发生天大的变化啦？”我就告诉她：“我们的服务理念发生变化了。”从此以后，我们的哥常常在载客时与客人聊聊天，如果看到客人情绪不好，也会劝导对方，养成了察言观色的习惯。

上世纪90年代末刚来深圳时，我和许多人一样，觉得这座城市人情冷漠，客人上车报出地点后基本不与司机交流。那时候我也害怕交流，刚从老家过来，总担心自己不会说话，怕说多了引起别人反感。但这种“冷漠感”最终要靠自己克服，你首先不能把自己当外地人，要与客人互相理解、安慰，尤其在客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如果你这样做了，他会很感激你。

三

在深圳的发展并不总是顺利的，上面这一切发生之前，深圳的的士行业、包括我本人都度过了一段较为艰难的时期。

2003年“非典”爆发，广东疫情严重。那年，我正带着在深圳攒下的钱回老家盖房子，便委托一位机动司机暂时替代我的岗位。5月的一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语气很急：“你赶紧过来，我不干了。”我问他：“怎么了？”他告诉我：“‘非典’来了，客人都没了。”

我一听，心里凉了一大截，停下手头正在搭建的房子，立刻赶回深圳。当时攸县在深圳的的哥们都不能回老家，回去就得隔离，但我想都没想就回来了，因为我的车子还在这，老婆在这，合同也没到期，我必须回深圳。况且，2003年我大一点的孩子高考，考取了华中农业大学，老二2005年也要高考，如果考取，两个人加在一起一年最少要支出五六万。如果我在这个时候回去攸县工作，一个月只能赚到几百块钱，完全不够。在深圳，情况再糟，客人再少，一个月也能赚3000块。总之，我想着熬过今年，明年再看。

刚回深圳，我就发现全深圳人都在忙着囤积盐、醋和板蓝根，我也有些害怕，便也买了这些物品放在车里，而且上路始终戴着口罩。那时的生意只有往日的30%到40%。每天上路，我都提心吊胆的，既担心感冒，又希望能多赚点钱，但凡遇到咳嗽的客人，便紧张得不得了，害怕被传染。

当时部分的哥因为没有生意、的士停运，跑去滋事。我心里记着“党员”两个字，从没有乱来过。我和我的副班说，现在我们能赚钱就赚钱，总的来说还是有客源的。人得知道自己该做的事，在正确的道路上努力，可能赚的比以前少，但不会犯错误。

到了9月份，情况终于开始好转。但不久之后，地铁即将开通的消息传来，的哥们再度垂头丧气，大家断定：“地铁开通肯定会冲击的士行业，赶紧别干了。”两次风波加起来，攸县的哥有三分之一回了家。如今，那些回乡的的哥们多少有些后悔，说：“还是你们有眼光，当时我们回家，亏了好多。”事实证明，地铁开通后，客源反而多了起来，因为交通方式越来越丰富，深圳人口也出现了爆发式增长，选择打车的人非常多。

这些年，深圳一直在持续发展，我用车轮丈量这座城市的时候经常觉得，这里变化太快了。有一次，我带一位客人去平湖，我们沿着布吉路走，走到原先洪湖立交的位置，突然发现面前的一切好陌生，兜来兜去找不到路，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清平高速建成了，只要从一处路口下去就可以直接到达目的地。而这与我上一次到这个地方，不过隔了几个月时间。

当然，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滨海大道。初来深圳时，它尚未建成，我亲眼看着它一天天建起来的：路面越来越宽，路两旁的灯也越来越亮，夜里开车更加方便了。以前我沿滨海大道开车去蛇口，到了香蜜湖立交就得转到西南路，再从那边兜过去，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但现在，不到半小时就能开到，只要过去的一半时间。这是“深圳速度”的另一种诠释——随着城市的发展，我们可以用更快的时间抵达目的地。

我们出租车行业也变得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规范。承包车的费用在政府的介入下，从最低16万降到了9万块，并且有规定说5年合同到期后一定退还。行业和公司对租车人的收费也有了统一标准，不再存在“收多收少公司定”的情况了。而且现在所有的哥“来了深圳就是深圳人”，要求必须买保险，这解决了大家的“后顾之忧”。

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政策改革，深圳市出租汽车协会建立了承包信息系统，把所有驾驶员信息和车辆信息都数据化、网络化，让租车信息变得更加公开透明，公司和的哥租起车来也都更加方便。举例来说，如果一位的哥有承包的士的意向，系统可以帮他筛选信息，有合适的就立刻通知；如果一间公司希望招司机，可以列出自己的要求，如果有的哥符合条件就能联络到。这一改革让所有的士承包都通过深圳市出租汽车协会发生，杜绝了可能出现的乱收费现象，的哥们的压力普遍比从前小了很多。

但是，无论一切怎么变化，我们免费搭载乘客的爱心行动都在继续进行着。有数据统计出党员爱心车队的奉献时间已超过了9000小时。2005年开始，我们免费送高考考生。送完后，我其实没有特别的感觉，但一到放榜，家长给我发信息说“谢谢你谭师傅！我小孩考了哪里哪里的大学……”时，我心里就觉得非常值得。去年开始，我们也送中考考生。将近十年下来，免费搭乘的乘客心态可能也有一些变化，最早几年是非常感激，但最近几年却越来越觉得你是应该免费送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会坚持去做这件事，因为它在本质上、大方向上是好的，考虑太多细节得失实在没有意思。

去年2月，我接到一位安徽盲人的求助，与他相约次日白天去宝安汽车站接他。隔天上午7点多我便出门了，赶到宝安汽车站时，发现他一个人脏兮兮地站在那儿，脸上因为长期曝晒，像是揭掉厚厚一层皮一样，黑黑的看不清。他带着两个大大的行李箱，背上还背着一个包袱，包袱里全装着发臭的衣服，地上还有一包东西，我问他：“这是什么？”他说：“这是睡袋，蚊子太多了，爬进去就可以睡了。”一看这场景，我大概猜到是怎么回事，便替他将行李放到车上，带他去他想去的电子厂。

一路上，我问他：“你一个盲人怎么到深圳来的？”他便娓娓道出他的故事来：他叫老陈，1963年生，安徽人。看重深圳电子器械价格便宜，便到深圳为他的盲友们买盲人键盘，用来筹办公益网站。他常到深圳进货，只是过去总有妻子陪着。他的妻子去年过世了，这次他只能独自来。

我问他：“为什么不把货直接寄过去呢？”他说：“运费太贵了。”我又问他：“车费不贵吗？”他说：“不贵啊，我是走过来的。”

我不敢相信，一个盲人怎么从安徽走到深圳？他大概猜到我的心思，问我：“你不相信吧？我把所有东西都装在睡袋里，一路沿着铁路走过来了，实在走不下去，就睡在睡袋里。”他告诉我，自己沿着铁轨走了整整一个月，胸前背着个盲人专用的导航机，类似收音机，每走过一个地方，它都会发出提示说已经到了什么位置。他就这样一路走过来，走一段路可能找人讨些食物。

车子开到电子厂，他将身上仅有的900块钱全掏了出来，让我帮他进货。电子厂得知他的遭遇，非常感动，多送了他两个键盘。离开深圳，我又替他买了车票，并将身上仅有的钱都给他了。在车站候车的时候，他拿着剩下的40块钱向我盘算，下了火车后，每天花多少块能回到家。我看着他带着全部的家当，还有进货的键盘，当时就流泪了——这个人太可怜了，他这样子算钱，算得我真心酸呐！

等到我送走老陈，回到家时已经是下午2点了。大概一周后，老陈给我发来短信：“老谭，谢谢你，我已经到家了。”

我一直记得老陈，他这么艰辛地为盲友买键盘、做公益网站，他的公益梦想和我们爱心车队似乎找到了对接口，而我可以做的就是尽我所能去帮助他。

四

1997年，我从老家攸县跟随着的哥大潮涌向深圳的时候，只觉得自己是一个开车的，整个城市只有我的车厢那么大。不知不觉中，脚下的车轮带着我转过了17年，转过了深圳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现在，我早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想着熬过这阵子就离开深圳，这17年结下的情缘没法脱离，这里的环境、人文、地理和气候我也十分熟悉，心理上已经认同自己是个深圳人，觉得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了。

我在孩子们上大学时就问过她们，毕业了准备去哪座城市？当时我们都觉得深圳节奏快、压力大，结果谁知道大学毕业后，她们和我说，爸爸，我们还是在深圳工作吧！我也支持，一是觉得她们在深圳有发展空间，二是想感恩回报这里——没有深圳这片土地我就赚不到她们的学费，没有学费她们也读不了大学，所以毕业后来深圳做贡献也是理所应当的。

当初，来深圳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在这里我不仅提高了经济收入，还学会了做人，也学习了很多新的知识。现在，孩子们也在深圳工作，我们一家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这些是早年的自己根本想不到的。

有时我回到攸县，看到大家在那里仍然过着重复的生活，大人天亮干活，天黑休息，孩子们读书读到18岁，往后没有能力了便不上学了，在老家帮忙做些杂事。我总觉得人要有长远的眼光，于是常常劝他们出去走一走，不要总盯着自己的小世界。

在兴起来深圳开的士的风潮前，攸县的发展主要是靠农业和煤炭。这20多年来，在的哥的带动下，攸县也慢慢发生了变化：攸县人与深圳的关系日益紧密，的哥们的家人也开始走出家门来深圳谋生，攸县人涵盖了修理、商业、饮食等各个行业。大家赚了钱后又将钱寄回攸县，在那里消费，从而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现在，十个攸县的哥里，有七个都在老家买了房子，不是在县城就是在株洲市。攸县县政府也给了大家更多的优惠政策，担保可以为的哥们提供贷款，以便于的哥们承包车辆。我们甚至在深圳成立了流动党委，将攸县人的能量集中在一起，再在深圳的各行各业发挥出来。

我是开的士的，我的车轮不停地转，人也不停地变化。我记得刚过来的时候，总为了抢客斤斤计较。有回我空着车在一个四通八达的路口看到一位客人，我想这肯定是我的客，就赶紧踩油门开过去。结果不知道从哪个小道里扑来了一辆车，撞上了。人没事，但客人没拉到，我心里是又生气又委屈。后来我慢慢理解了，想要在深圳生活、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必须遵纪守法，落实到开车上就是要遵守交通秩序。按秩序走，即使客被别人拉走了也不要紧。多走一两公里，前面或许就有客人在等着你。

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APP平台）转自《深圳口述史》丛书，部分内容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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