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改革开放40年“中国硅谷”炼成记

从“三来一补”到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

深圳市前副市长唐杰曾把深圳的持续产业升级比喻为“一个‘爬锅底’的过程”：从“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时期，到以华强北为代表的模仿创新时期，再到创新科技之城的崛起。正是在“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浪潮下，深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为全国深化改革提供了许多可复制推广的好经验。

改革开放初期，深圳没有技术、没有设备、没有资金，发展掣肘。但凭着当时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以及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深圳打开了机会的大门。

第一批北上办厂的港商冯志根回忆，当时香港人工(工资)比较贵，每人每天要100元，尽管如此，3000元的月薪也很难找到人。这让很多港厂很为难——接了单，没人做怎么办？因此很多港厂在找出路。

1985年，广东深圳，外来打工妹的宿舍。(摄影：朱宪民/FOTOE)

这造成了深圳早期“三来一补”企业的繁荣。1987年，深圳出口贸易已经在全国大中城市的出口总额序列排第三位，1992年则跃居第一。“三来一补”为深圳早期经济的发展和以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很快，“三来一补”企业的高能耗、高污染等后果显现出来，产业转型势在必行。1993年底，在时任市委书记厉有为主导下，深圳出台决议，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特区内已办的“三来一补”加工业，属于污染环境的，坚决迁走。

1995年7月，深圳召开全市科技大会，提出贯彻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实施“科技兴市”战略，把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作为今后的中心工作，明确了信息产业、新材料、生物技术为今后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

正是得益于这提前于其他城市将近10年的前瞻布局，深圳逐渐建立起了高科技产业基础，同时也开始了产业的第一次升级。

上世纪90年代，正逢日本、美国、中国台湾的电子产业向外转移，而深圳的产业升级规划和发展高新技术的布局，正好与此不谋而合，这也成就了华强北为代表的模仿创新时代。

1985年，电子工业部在深圳成立了深圳电子集团，1988年改名为赛格电子集团，并在华强北的赛格工业大厦，设立了全国第一家专门销售电子元器件的电子产品交易市场——赛格电子配套市场。由于填补了市场空白，内地和香港的厂商闻风而至，规模急速膨胀。在最繁荣的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这里汇集了700多家商场，日客流量近百万人次，年销售额260亿元以上，一度被视为中国电子行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华强北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电子第一街。

2004年4月，深圳市华强北路的赛格广场熙熙攘攘的人群(摄影：刘朔/FOTOE)

那个年代，三尺柜台走出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的神话不断上演，怀揣发财梦的淘金者摩肩接踵，从全国各地奔赴这里。

朱桂丰就是其中的一个。1998年，刚大学毕业的他带着激动和紧张的心情在这座城市落下脚。用他的话说，在踏上这片热土的那一刻，这座高速发展的城市在他眼里就像一个漩涡，“如果能跟得上漩涡的节奏甚至超越它，我就可能是漩涡上的弄潮儿，如若不然就会成为漩涡中被淘汰的一份子。”

伴着这份紧迫感，他一头扎进了熟悉的学科——半导体行业，在当时人山人海的华强北三尺柜台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那时的他每天都会接触到形形色色前来采购元器件的工程师，“我记得那个年代，一货难求，很多采购员都千里迢迢从全国各地来华强北找半导体器件，很多人购得所需的器件后不忘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小伙子！为我们解决了问题。’”朱桂丰就在这里，开出了自己的一单单生意，积累了大量优质的客户。如今，他开设了自己的企业，创办了自有品牌，立足澄海、中山、深圳三地发展，产品远销印度、巴基斯坦等国。

和朱桂丰一样，见证了华强北“三尺柜台”奇迹的还有合科泰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志坚。入行初期，合科泰主要以贴牌销售为主。但这样的销售方式，弊端很快就显现出来，比如产品交货时间难以保证，产品质量无法保障。直到2010年，这一模式被打破，当时公司领导层决定自主生产元器件，公司从贴牌脱胎而出成功转型，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

如今的华强北。图源：华强电子世界

回忆公司的一路成长，沈志坚表示，“如果没有华强北电子一条街，相信我们国家的封装技术不可能得到如此迅速的提升。”在谈及华强北与电子元器件企业的关系，沈志坚用了“唇齿相依”这个词。“那个年代，正是华强北提供了一个大平台，很多元器件企业才有可能迅速成长，很多颇具规模的元器件企业都得益于华强北这片土地的滋养。而华强北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能名声大噪，也离不开这些有为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