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政协频道：我们听说民革中央已经基于湖南和多地的调研，给中央和国务院写了专门的建议，这些建议是基于什么问题提出的？
刘家强：有些问题是全国面上普遍存在的，有些问题是从湖南的调研中发现的。这次调研，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齐续春说得最多的就是：“成绩就不用多说了，主要说说工作中的困难吧！”大家的调研很深入，交流很真诚，所以，我们发现了真实的问题。
比如，农村困难群众权益领域的法制建设滞后问题，就是个大问题。一些领域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例如，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而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承包期限仍为30年，《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其他法律也未作相应修订，这使土地流转主体不敢转入也不敢流出。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乏立法保障，目前适用于全国农村人口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依据仅达到部门规章的层次，即1992年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其他的法规大多是以通知、政策、会议决定等形式出现；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缺少法律依据，现行宪法性法律文件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都没有这个概念，《农村土地承包法》虽然使用了这个概念，但是没有明确规定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标准。
我们也在湖南发现了社会保障制度衔接上的问题。湖南省当前新农保和新农合已经实现全覆盖，但是在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上还不够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还存在障碍。在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方面，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对各地开展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但是没有统一的政策规定，操作性不强。土地流转的审查评价标准制度仍然欠缺，特别是对流转土地用途缺乏实质性审查和监管。
中国网政协频道：土地流转问题是当下三农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流不动是个问题；征地补偿不公开、不公平是另一个问题，一些暴力拆迁、群体上访背后都折射出了这一领域的问题。
刘家强：是的，现行农村征地拆迁的土地补偿标准整体上仍不适应当前市场物价水平和农民的生产生活需求，补偿考虑较多的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没有充分考虑被征地农民的切身利益，缺乏合理调整机制和公平原则。
一个现实问题是：被征地农民因就业技能单一等因素影响，难以实现充分就业；他们也缺乏理财意识和理财能力，补偿款花完就完了，长远来说，这是很大的隐患。
中国网政协频道：我们注意到，调研组还去了几家敬老院，也调研了养老问题，有什么发现？
刘家强：当前，农村公办养老机构无论是数量上，还是服务的质量上，都远远满足不了农村居民养老的需要。养老机构服务设施严重不足，大部分敬老院规模较小，湖南省50张以下床位的敬老院达938所，占45.7%；集中供养率27%，低于全国7个百分点。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设施严重短缺，农村日间照料场所覆盖率仅为14.4%，远远低于国家提出的“十二五期末，养老服务覆盖50%以上农村社区”目标。县级新农保经办机构、农村敬老院等办公设备配套不足，办公经费紧张，影响服务质量。民办养老机构由于准入门槛、资金投入等问题，发展极其迟缓。
因财力有限，投入不足，湖南省农村低保平均保障率仅为5％，低于全国农村低保平均保障率6％。而一些偏远、贫困山区农村低保保障率仅为4．8％。大部分养老机构办公经费紧张，一些养老服务机构设施严重不足，乡镇街道社会保障站的问题更突出。此外，敬老院建设、农村五保的供养、农村医疗救助等方面资金都有较大缺口。
成都案例：让土地流起来
中国网政协频道：你在成都市任副市长期间，曾主管农业，对这个主题，你个人有哪些思考？
刘家强：首先要有对农民的尊重，比如一位老农顶着大太阳换几趟班车找到政府了，坐办公室的同志们能不能给他一个热情的接待；比如一些干部到农家调研，能体恤到农民的真正难处而不是走过场。我们曾经做了不少实事，当然都是政府应该做的，是非功过，老百姓自己会算账，他们的腰包鼓了，房子漂亮了，看病方便了……他们会记在心里的。
中国网政协频道：刚才我们谈到土地流转的问题，据了解，成都市曾在这方面有很多探索。
刘家强：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已经制约土地发挥效率，这个问题在全国普遍存在。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实验区，成都希望率先在这个关键领域有所突破。
我们要做的是确权，在物权法框架下固化农地产权，明确农民及集体经济组织对承包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农村房屋、林地权等的物权关系。确权之后，包括《集体土地所有权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林权证》，这些土地的权证会发给村、组等集体经济组织，而使用权证要发到每一家农户。
中国网政协频道：确权之后的文章怎么作？
刘家强：确权是前提，更重要的是，确权之后让农民把土地放到土地市场中来，让土地流动起来，实现土地资源的整合和农业规模化生产。这样农民可以把土地作为一种投资赚取收益，自己也可以从传统的土地劳作中解放出来。他们可以从政府提供的培训中学得一技之长转行做其他工作，向市民转化；他们也可以学得农技知识，继续从事农业工作，但科技含量的提升和规模化经营会让农民的收益提高。从这几年的实际情况看，这样的预期已经在实现了。
另外，我们还通过引入其他权利安排，把土地市场与农村金融市场相衔接，使农民获得其发展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帮助农民致富。
中国网政协频道：成都的探索，对全国有什么参考价值？
刘家强：中国很大，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有共性的东西，但短时间不容易找到普适的方法。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探索。我觉得只要出发点是为老百姓好，并符合实际，就可以去探索，地方经验越多，给国家层面的参考也越多。比如这次民革中央关于农村困难群众权益保障的专题调研，我们调研了不同省份的情况，吸取了他们的好经验，然后才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写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