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犇：新时代的文献采编研究

原标题：新时代的文献采编研究

——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主任顾犇

■编者按：

近期，由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主任顾犇所著的《书蠹精语》出版。上世纪80年代，研究生毕业、对文科有着极大兴趣的理工科学生顾犇来到国家图书馆。由于掌握多种外文，他被分配到国家图书馆，从事外文采编工作，至今已30余年。30多年来，他见证了国家图书馆外文文献在采访、编目等领域的发展历程。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国的外文文献采编工作在一代代图书馆员的努力下，朝着更具规范化、标准化的方向迈进。本期学术家园采访顾犇委员，请他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谈谈新时代文献采编的研究。

■与国家图书馆结缘

学术家园：您之前一直学的是理工科，为什么对人文学科发生了兴趣，并开始从事图书馆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呢？

顾犇：对人文学科发生兴趣，要追溯到我的高中时代了。当时虽然学的是理科，但我的语文、外语等文科成绩也很好，各科全面发展。到了复旦大学，我报考的是数学专业，虽然学的是数学，但课余时间读了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大师与一些文学大家的著作，常与它们相伴，涉猎了多种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和书籍，还常常与哲学系、中文系的同学一起读书、讨论，而且我很喜欢外语，那时候我的俄语成绩经常考满分，后来又学了英语，还选修了德语、法语，并自学了意大利语。因为对语言的偏爱，在学校期间还做一些翻译工作。大学时光让人文的这颗种子在心底深埋，悄然发芽之时也是我未料之事。随着读书越来越多，研究生期间就想从数学专业换到另外一个专业上去，但当时我的导师认为我在数学专业上还大有可为，可以继续读数学专业的博士。但因为喜欢读书，也发现自己的兴趣在人文社科方面上，就想先缓一缓再读博。

正值研究生毕业之际，遇到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的一位领导，他说：“你到北京图书馆来，一定有用武之地。邵文杰是你的榜样，他学理工科，还通晓多国语言，写了不少社科类文章，需要一个接班人。”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很高兴，这正是自己的兴趣所在，也能发挥自己的外语和知识面广的特长，于是便答应了。就这样，我从上海来到了北京，至今已有31年。

虽然自己爱读书，但读书与在图书馆工作是不一样的。到馆前我对图书馆工作没有概念；到馆后，时任书刊资料采访委员会主任的邵文杰老师负责带我工作。上班第一天，邵老师就给我几本不同语言的书目，我一面看目录，一面练习打字。正式工作后，我每天用打字机记录选书内容，保存在案头六屉小目录柜里备查。图书采购工作包括选书，就是图书文献资料整理的前提工作。就这样，我便开始了与文献资料记录、整理相关的研究工作。

学术家园：您熟悉多种外文，还有中文书刊采编的经历。在您看来，外文书籍采编和中文书籍采编有何不同？

顾犇：一来到图书馆工作，我最先做的就是外文图书的采购、选书工作，这是文献书籍采编的基础。后来，做过几年中文编目的工作，再后来又回到外文采编部。外文书籍和中文书籍的采购、选择不一样。国家图书馆是国家总书库，中文图书基本上不用选择，按照有关规定收全就可以；但外文书籍不一样，就需要有所选择，重点书目比如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大家的作品，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名著的各种译本、各个年代的不同版本等都要有，没有的话就需要购买；还有一些作家的作品，可能现在还没有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但在外文书库也需要有；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品等，也需要一本本地查验、核实后，再购买。在这样一个选书的过程中，需要选书员有多学科广博的知识面和外语能力。

学术家园：理工科的学习对文献采编、整理工作有哪些帮助？

顾犇：我学的是数学，在电脑未普及使用的年代，我很早就学会了使用电脑，不仅会用电脑，还成为图书馆中的电脑技术骨干，因为当时的电脑上网需要使用电话拨号，没有得到统一管理，很多电脑都成了打字机。因为是理工科出身，很快掌握了很多电脑知识。很多数据输入、分析，以及书籍查阅等都是通过电脑来完成的，就具体工作来说，从电脑中通过光盘来下载文件，然后批量进行检索、查重，大大地提高了效率。同时，在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也还未大范围普及，可以通过光盘进行查重、查漏，然后把书目清单打印出来进行补缺，这就使书目、版本更加全面。

新世纪以后，国家图书馆的采编工作实行自动化。从手工到自动化的切换过程中，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对于外文图书的采编工作来说，刚实行自动化的时候，除了英语或其他西方语言如拉丁语、法语、德语等之外，很多数据字符都无法进入系统内，如俄语、日语等。后来在系统上进行了反复测试、论证，确定了在我们馆内系统上的俄语、日语等，后来很多语言也都陆续在系统内实施。这也跟我有计算机方面的知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