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口述⑮】彭立勋：建立深圳社科院是我做的最有价值的事

编者按：“我的美学学术研究并没有因为来到深圳、并担任行政领导工作而耽误，相反，深圳改革开放的氛围还为我的学术研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著名美学家，深圳市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筹建者之一彭立勋口述分享时如是说，他1988年赴深，见证了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的成立。本文由彭立勋讲述建立深圳社科院的故事。

彭立勋（资料图）

一

1937年，我出生在湖北省谷城县，那里山清水秀，虽然很偏远，但文化风味浓厚。我父亲小时候家境不好，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对孩子们期望很高，曾专门请了私塾先生到家里培养孩子，希望我们将来能出人头地。家里的文化熏陶激发了我学习的潜力，从初中开始，我一直成绩拔尖，后来考入了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在华中这几年比较顺利，我在学生科研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曾发表多篇文学评论，那时候学校办学报，在中文系办的第一期学报就发表了我的文章。

那时我比较恋家，从师范学院毕业后非常希望回家工作，但学校重视科研，我对自己的专业也很热爱，上学时因崇拜像周扬、朱光潜这样的文艺理论家，立下过志愿“要写出像他们的作品一样的著作”，所以思之再三，最后选择留校任教。一方面我想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另一方面我要报答母校对自己的培养。在学校工作的二十余年里，我的发展也相对不错：改革开放后恢复了职称评定，我被提升为副教授，不久又被选为中文系副主任，并带了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当时没有博士生，做硕士生导师已经很了不得。1985年，我的作品《美感心理研究》发表了，这是国内改革开放后，最早出版的审美经验研究方向的专著之一。次年，这本书获得全国优秀畅销书奖，评定方法是群众投票加专家评选，拿到奖我非常惊讶，同时也不禁感慨，系里真的为我的学术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

1986年，我从一位在深圳工作的同事那里得知，深圳因为改革发展需要，正在考虑筹建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具有开拓性，和我的事业、追求也都很吻合。于是，那年夏天我借来深圳办事的机会，很大胆地直接找到时任市委宣传部部长李伟彦，向他打听具体情况，并表示想参与这件事。李部长很热情，不但向我介绍了未来深圳市建立社科联、成立科研机构的想法，还说如果可能，会尽快向我们学校发函商调我来深圳。我听了大受鼓舞。

当时深圳求贤若渴，但我们学校不会轻易放我走。我是系副主任，还带了两个硕士研究生，在美学研究上也很有成绩。听完我的想法，校长章开沅说：“你要去深圳开拓一番事业的愿望我不能阻拦，但是你现在还有研究生没带完，系主任也刚刚当了两年，至少做完这一任，到88年再说吧。”

但没过多久，深圳市委宣传部就把商调函发到我们学校来了。几乎是同时，国家教委发函到学校，决定派我到英国做访问学者。早前我曾参加了公派出国选拔的英语考试，成绩一直没下来，结果这个时候突然接到了通知。面前的几个选择让我有点儿进退维谷：一方面当时公派访问学者选拔严格，能参与其中的都是学科骨干，很有前途，我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另一方面我又不想放弃调往深圳的机遇。权衡之下，因为那个年代出国留学的机会很少，我还是希望能出国，于是立刻与深圳市委宣传部沟通，说如果深圳这边等我，我回国后就去深圳，如果等不了，那就只能另选他人。

没想到深圳市委宣传部非常支持我出国，说我有了出国留学的经历，将来对深圳的工作也有利。就这样，1987年初，我去了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在英语系学习西方当代美学和文艺理论。这段访学的经历，不仅对我的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我后来到深圳创办社科院也有很多启发。比如在英国我考察了一些很有名的研究机构，像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等，了解了国外的研究机构是如何运转的，有些什么好的做法。

1988年一回国，我就托人向深圳市委宣传部问社科机构是否成立了，我还能不能来。很快宣传部就回复我：“位置还给你留着。”这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立刻开始做学校的工作，但无论是校领导、同事还是朋友都觉得不妥，认为深圳学术氛围不如本校，不利于我的美学学术发展。况且系里正在申请博士点，我是中文系为数不多的几个英文较好的老师，我这个时候走实在有些“忘恩负义”。

此时，我就像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是留在母校，申请博士点，还是去深圳开拓事业，尝试为人生创造一个新的空间？犹豫很久后，我想到在学术上有发展固然好，但能开拓另一个空间人生或许会更丰富，而且不一定到了深圳就做不了学术，深圳有大量丰富的社会实践，加之改革开放加强了国际交流，对我们做社会科研的人而言，或许是一笔财富。我确定了方向后，就积极为来深做准备，一方面要完成母校后期的工作，另一方面开始了解深圳的科研情况，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经常两边走。幸好家里人支持我，我们一家都向往着南方。

二

1988年底，我带着筹建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的目标，告别工作了二十余年的母校，南下深圳。但南下后我接手的第一个工作任务却是筹备1990年举行的“深圳经济特区10年成就展”。这个展览对当时的深圳来说很重要，领导希望选出合适的人主持工作，写出优秀的展览大纲，经过反复商量，大家竟觉得我最合适。我说做学问和写文章我在行，但我对深圳的情况不够了解。所以接下来我们专门组织了一个写作组，窝在博物馆里好几个月，查看了深圳发展的各类历史资料，熟悉了这座城市十年来的发展情况。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查阅大量历史文献和实地调研，我们完成了展览大纲，并获得了市领导的充分肯定。

1990年展览进入布展阶段，因为得知中央领导要来看展览，市里就更加重视了。这是深圳第一次办这么大规模的展览，我们不仅要展出许多照片、实物，还采用了当时最新的一些手段，比如用立体模型实体化深圳十年来的经济发展，用声光电做了好几根光柱，进行新老深圳的对比，等等等等。展览正式开幕前，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等市领导审看展览，他们都表示满意。后来展览还获评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筹备展览是我来深后做的第一件实事，从前我只在学术圈里做研究，这样解决实际问题是第一次，它对我是很好的锻炼，也对我后来投入组织生活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展览完成后，我就正式开始了深圳社科机构的创办工作。

为了做好筹建工作，经市委批准，深圳市委宣传部做了一个破格的决定——在部内增设社会科学工作处，这在全国没有先例。随后我被任命为工作处处长，在四川大厦租房办公。

1991年，我们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就是首次制定深圳市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深圳终于拥有了由市政府出钱资助研究的规划课题；第二件事就是制定建立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和深圳市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方案。其间，市领导提出了一些意见和要求，主要是：机构要精简、高效，人员不能太多；研究方向要以深圳的重大实际问题为主，为深圳发展服务，不能纯粹搞学术研究；研究模式可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比如美国的兰德公司，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等，建立一个与内地有差别的模式。这些在当时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少养鸡，多下蛋”，但我们可以用类似设立科研基金的方式，吸引国内专家来参加课题研究。

从我1988年来深圳，到正式制定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方案，中间发生了一件事：由国务院批准成立的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成立了。当时就有人提出深圳已经有一个类似的研究机构了，是否还有必要再建一个。经过调研，我们认为两个机构是不一样的。综合开发研究院是一个民间的、面向全国的研究机构，它不能承担对全市社会科学研究的计划、管理、统筹和组织等任务。

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是否能够顺利成立？怀着焦急的心情，在1992年元旦，我在日记里写下祝愿：“希望筹划中的社科机构今年正式成立”。

1992年春节将至，邓小平来南方视察，在深圳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圳很受鼓舞，整个工作也有了新思路，对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更加重视。不久，我突然接到时任宣传部部长杨广慧的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当天召开的市委常委会议上通过了建立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方案。当时我真是喜出望外。

1992年2月，深圳市编制委正式下达了成立市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兼挂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筹）牌子的批复文件，6月，我被任命为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当年7月14日，深圳市社会科学工作会议在市人大会堂召开，时任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厉有为在会上勉励特区社科研究要敢于创新，敢闯“禁区”、“盲区”、“难区”，进行超前探索。至此，深圳首家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终于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