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陈晓华：一个带着地气也带着勇气的名字

词汇，一个时代的晴雨表。从词语的变迁，可以管窥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人民生活以及社会心理。

“万元户”，改革开放初期，一个令人羡慕的称谓。它的勃兴，不仅反映了改革开放开启之后以及此后实行的经济体制转型，带给整个国家百姓财富观的变化及由内心升腾的对致富的渴望。同时，从这一时代群像身上，透射出的果敢、坚毅、对美好生活靠奋斗而来的矢志不渝的追求，正是当下所需要的时代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说，“万元户”这一时代词汇，将被历史收藏。

陈晓华的一生，与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相伴。

参与、沉浸、见证。今年，恰是他踏入农业领域的第40个年头。

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制度。陈晓华是农业类高等院校恢复统招的第一届学生；

1982年，中国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陈晓华也是在这一年进入农业部工作，成为推行这一改革开展具体工作的一线工作人员。此后，他又走上领导岗位，参与了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推行、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维护、拓展农民发展权，帮助和扶持农民勤劳致富的政策制定。

“我的人生，确实很简单。学什么，就干什么；干什么，就干了一辈子。”

一年一半的时间，行走在乡土，呼吸着乡土的空气，眼观那里的人，脑中想的是如何让他们生活得更好。

农民、农事、农村，成为陈晓华的人生脚注。

破晓

1978年夏，安徽遭遇大旱。望天望地，辛苦耕作了一季的农民，望不来一家人可以果腹的生活。一声叹息中，不得已，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十余户农民走出家门，讨饭为计。

“我就是丢了村支书的帽子，也要带着村民试试。我们不能就这么饿死。”时任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村委会主任的严宏昌，不信天不信命，在村民家门口毅然守了两个月，终于凑齐了18户村民的手印。“回去和家人都不要说，就说村里分给各家的田地，种多少给记多少工分，咱们就悄悄干。”40年后，严宏昌回忆。

彼时的中国社会，靠个体力量去奋斗、走出贫穷的做法，自上而下，尚没形成共识。民众习惯了靠工分吃饭，对靠自我突围去勤劳致富，意识也尚未觉醒。

1978年的秋天，进入西南农业大学学习农业经济学的陈晓华，在大学围墙内，课堂上使用的教材，还是国家从苏联引进的一套建立在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经济学教材。围墙内的学者，对个体力量去创造财富的态度，也还很审慎。

“在课堂上，没怎么听到教授们提及这个问题。但是感觉国家会有一些改变。因为入学前，从广播里已经听到一些有关‘真理大讨论’的消息，感觉这个国家会发生一些变化。”这年秋天，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高等学府学习的陈晓华，尽管并不知道这年冬天，这个国家真的将发生一个“大事”——一场关系国家上上下下变革的改革开放的大幕将开启，但对这个国家的未来，身处校园的他已经开始期许。

围墙外，中国农村生产实践一线，中国农民抱着“向好而生”的朴素愿景，一场炽热的自我破冰探索，如钻木取火之势，在中华大地发出星星之火。

承包荒地、发展养殖、尝试副业，今天中国农业正在走的一二三产业融合之路，那时，已出现在一些农民的自我探索中。

1979年2月，人民日报一篇以《靠辛勤劳动过上富裕生活》，报道了广东省中山县小榄公社社员黄新文如何成为“万元户”的故事。靠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和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家庭副业，1978年，黄新文一家的总收入达到1.07万元，

此后，新华社播发了一组各地涌现的“万元户”的故事，如山东临清农民赵汝兰靠植棉成为万元户、河南固始农民蔡义林靠种田和开磨房搞副业成为万元户。

自此，“万元户”这个词汇，作为中国官方语汇进入大众视野。

“1982年，我进入农业部工作，那会儿一个月工资是20块钱，当时一斤肉7毛钱，一公斤米面2毛钱，所以，万元户的致富能力在当时，是特别令人惊讶的。”

时光划过40年，2018年一个仲夏日的午后，当年的“农业部”已经改为“农业农村部”。在这一领域工作了36年、刚从农业部副部长位置退下来的陈晓华忆起中国农村这批最早的“探路者”，由衷为他们竖起大拇指。“改革开放初期，对个体经济还是没有完全放开，工商局在那一时期对个体户主要是管理和限制。所以，在那样的经营环境和背景下，一部分农民通过勤劳致富，率先成为‘万元户’，其努力和辛苦可想而知。”

从吃不饱，到主动寻找生路，这是一种地上本没有路，靠自己的勇气、勤劳，探索出来的“钻木探火”之路。陈晓华也最敬佩“万元户”群体身上的“果敢之气”。在他看来，这是这一群体留给时代的最大财富。

共识

1982年夏，陈晓华从西南农业大学毕业，分配到农业农村部经管总站工作，工作内容是下到农业生产一线，调取各地的农业产值和主要农作物的产值数据。“一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各地走村入户。”

真正浸入农村的生产实践场域，陈晓华发现，学校里学的那套根据苏联计划经

济体系下建立的农业经济学常识，在实际工作中，不适用了。

彼时，随着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思想，已体现到国家对农村的政策中。1982年1月1日，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农户是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各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被这一政策逐渐唤醒。各地政府也铆着劲儿，去推广能让土地生产力上去、提升粮食产量的各类干法。

“每到一个地方，到当地的‘万元户’家看看，成为当地安排调研内容的‘必选项’。”在当地政府看来，这是他们的荣光。

真正走进“万元户”的家，陈晓华回忆，当时他们家庭生活场景中能看得见的“富足”，给了他很大的冲击。

“那会儿，黑白电视机、缝纫机、收音机这些在城市百姓家都很稀罕的物品，成了‘万元户’的标配。”最吸引陈晓华的，则是了解他们是怎么样致富的。

“我国农村走了很长一段‘大锅饭’、‘生产队’之路。出工不出力，生产力自然上不去。不管是小岗村自我探索的‘大包干’，还是自我要求要先干起来、要走出贫困的这批农民先富群体‘万户元’，他们的探索，都让我们意识到，如果能让每片土地发挥出其最大的产能，即能种好每一亩地，不仅粮食产量自然能上去，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农民自身的生活状况也能被改变。”陈晓华犹记得当年的观察心得。

邓小平同志说，中国农民自我探寻的致富路具有首创精神，“这场自我革命的发明权属于中国农民”，他用“伟大创举”四个字来评价这场自我探路的历史意义。在陈晓华看来，中国农村改革确实是个案推动了整体。

走，回故乡，过富足的生活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农民收入的逐年增加，家家都成为“万元户”，至此“万元户”一词尘封历史。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报，农民收入方面，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农村人均年收入为133.6元，到了1997年，农村人均年收入为2090.1元，按当时户均4.3人算，平均户收入9196.44元，已经接近万元。

“尽管‘万元户’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淡出历史。但是，乡村发展，始终需要带头人。”在陈晓华看来，2018年年初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培养一批带头人，而这正是“万元户”群像跨越时代的意义。

“‘万元户’干法的共性，除了勤劳，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们试图冲破农业长期处于第一产业的定位，用发展副业，加入了第三产业的内容。比如有的‘万元户’买了收割机、榨油机、磨面机，除了从传统卖粮这一单一的生产方式获得收益，还通过初加工生产一些农副产品获得收益。他们还意识到，规模化、科学种田的重要性。这些需求和探索，正是后来国家所推动的农业改革的关键词。”陈晓华说。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中国农村，同样需要‘万元户’精神。能致富，农村才具有吸引力；有人，乡村才能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