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掉孩子们不应承受之“重”——全国政协“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双周协商座谈会综述

近年来，中小学生减负的问题引起高度重视和普遍关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精准施策，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等突出问题。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今年两会期间，多位委员提交提案、大会发言，对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7月6日上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的十三届全国政协第六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围绕如何“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15位全国政协委员谈了自己的想法，提出意见建议。此前，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陈晓光分别率队，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组织委员先后到北京、湖南、安徽等地调研，召开19场座谈会，实地考察16所学校和培训机构，与500多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研讨。委员们表示，要充分认识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教育思想，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政府主导，构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的育人体系，综合治理、疏堵结合，深化改革，精准施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治理规范培训机构乱象

在调研中，委员们了解到，一些地方教育培训机构中，依法取得教育部门办学许可的不到20％，经工商部门登记的教育咨询企业60％，未办理任何手续从事教育培训的20％多，而校外托管机构因国家目前没有相关法律对其主管部门、行为规范作出明确规定，均未办相关手续，潜在的安全、食品、卫生、消防隐患问题令人担忧。

“产生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部门监督职责不清、法律规定不明，对校外培训机构资质注册混乱、‘走商不走教’打教育咨询和培训擦边球、超范围经营、超性质盈利、超前超纲教学、‘占坑’排位、过度营销等缺乏有效约束，监管存在‘灰色’或‘真空’地带。”全国政协委员、大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民革辽宁省委主委温雪琼表示。

“缺乏监管带来的问题是，培训机构利用各类营销宣传，迎合和制造家长的焦虑甚至恐慌，在教学内容上，超前超纲，让孩子不停地进行‘填鸭式’学习，扼杀了孩子独立思考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在对教师的包装上，也走‘短平快’产业化路线，让没有站过讲台的大学生瞬间变‘名师’，成为生产线上的装配工，只知道解构了的一部分教学内容，而不知全豹。”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孙惠玲直言。

“校外培训机构的教材管理也是一个盲区，众多校外培训机构使用的面广量大的教学用书，基本处于无政策边界、无审查规范、无教育监管的状态，产生的负面影响十分突出。”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补充道。

“还有一个问题。在不少地方，公办学校划片录取，民办学校跨学区提前录取，公办学校就近免试入学，民办学校明里暗里各种‘掐尖’，公办学校严格执行学生在校时间规定，民办学校利用寄宿制优势培优补差，如是等等，不一而足。对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管理一紧一松的状态，也导致了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副校长、民革江西省委副主委徐景坤表示。

“政府必须要下大力监管，坚持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工商部门发营业执照，核准业务范围，应该严查超范围经营。同时必须明确培训机构做市场宣传绝不可误导学生和家长，抢商机，引导消费，制造焦虑，甚至恐慌。收费要在合理价格区间进行约束，绝不能趸交学费。教育部门在发办学许可证时，也应该对学科类课程培训有占比要求，建议整体不能超过30％，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孙惠玲说。

对此，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也主张严加治理和规范。他提出，要治理无资质的“黑机构”，治理名实不符、打着其他旗号从事培训业务的假冒机构，治理不遵循规律、家长学生对质量不满的伪劣机构，治理有证无照、有照无证的不规范机构。要规范培训机构的入门标准和程序，规范业务项目和收费标准，规范培训内容和培训用书，规范公开资质信息的内容和平台。

“要推进‘两随机、一公开’事中事后监管，做好部门联合执法工作，促进培训机构强化办学主体责任。要积极稳妥、从实际出发，该停的则停，该改的则改，该鼓励支持的则鼓励支持。同时，抓紧出台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对有关条款作出明确具体规定，提高依法办学和依法行政的科学化水平。”袁贵仁表示。

■规范学校行为重视课内提质

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公立学校也有责要负。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提到了公立学校与培训机构背后的利益链条问题。“近年来，部分公立学校与培训机构在招生中的相互勾连的行为，让家长极为不满。其中最为诟病的就是所谓‘占坑班’。”

所谓“占坑班”指的是部分公立学校的培训机构自办或与校外培训机构合办针对小学生的学科培训班，并从中选拔优秀小学生升入该校初中。通过这种途径进名校的学生需要先参加考试，考试合格后才能进入培训班，谓之“占坑”。然后在培训班中再经过多次考试排定名次，初中校再根据名次录取小学生，谓之“排位”。

“‘占坑班’建立在‘择校’、‘高收费’的基础上，以‘择校’为目标，以‘高收费’为依托，多以‘奥数’为主要载体，把义务教育的免费性质变成高收费，‘办班人’牟取暴利。我觉着应形成长效治理机制，彻底切断学校与培训机构背后的利益链条。”俞敏洪说。

学校教师不得参与校外培训，或诱导学生参加培训，或被培训机构作为“名师”招揽生源。学校不得与培训机构举办“占坑班”及各种竞赛活动，不得将培训机构有关证书、奖项与入学挂钩。这是委员们在调研中就已经形成的共识，公立学校不仅要规范自己的办学行为，更要提高教师水平，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切实为学生课外减负发挥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副省长、河海大学副校长陈星莺表示，从教育一线的情况来看，学校课堂教学质量较高，学生课外负担就会比较轻。因此，她建议教育部门进一步规范学校的教育教学行为，由研究考试转变为研究教育教学，特别是要重点研究“减负”应“减什么、减多少、怎么减”，“提质”应“提什么、提多少、怎么提”，寻找“减负提质”的痛点、难点、堵点，通过落实课程计划、提高教师教学水平、规范作息时间等手段，全面提升课内质量，切实降低家长课外补习的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第四中学校长马景林也认为，只有业务水平高的教师，才能将新的教育教学理念、手段、方法运用到学生身上，学生学习负担才会相对减小。“因此，应全面提升教师驾驭知识、研究学生、有效教学的能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可以将中小学学习的重点和策略，由单向和被动地接受知识灌输，转移到自主探索学习，注重发现和创造，以适应国家发展方向和世界发展潮流。为此，教育部门可适时更新学生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要求、考核准则等。”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专业进修学校及港专学院校长陈卓禧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吉林省白城市副市长邓健进一步提出了建立以学生成长成才为目标、以兴趣发展为导向、以学生诉求为中心的教育教学体系的建议。提出通过建立学校联盟、名师工作坊等方式，发挥优质学校和教师的辐射带动作用，使学生在有效时间内提升学习效率，减少家长的焦虑和盲从，降低对校外培训机构的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兼开放教育学院院长、基础教育集团主任戴立益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之后的教育教学诊断与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学。“传统教师习惯于让作业占据学生课余时间，没有留给学生更多自由思考的时间与空间。用更科学高效的方法向学生传授知识，精准教学，保持和激发他们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做有温度的教师显得尤为重要。建议加强国家脑计划实施，推动脑科学与认知科学对教育研究的深度介入和创造性转化，系统引进前沿研究成果，转化为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知识。”

■统筹社会资源优化课后服务

在调研中，很多小学生的家长反映，之所以送孩子去培训机构，是因为学校放学时间太早，大人还没有下班，没有人能看护孩子，因此只能“一送了之”。这一问题引起了委员们的关注，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多位委员对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原常务副书记张雪提出，三点半之前，孩子是在校学习时间，责任在学校；三点半之后，孩子是在家生活的时间，责任在家长。但解决好“三点半”难题，还是应由政府统筹，纳入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按照政府主导、学校主体、家长自愿、社会协同的思路，多措并举、按需服务、破解难题。

“可以是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由政府出资引入社会上的体育、艺术、科技等方面的人才，到学校组织中小学生开展课后活动；也可以是校外活动机构提供多样化服务，即政府统筹少年宫、科技馆等，将优质资源引进学校，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还可以是学校提供课后基本服务，即以本校老师为主体，放学后继续面向有需求的学生，组织开展素质教育的课程或活动，或者看管学生在校完成作业。”张雪说。

袁贵仁也认为，课后服务可由学校办托管班，主要照看学生，完成有关作业；可邀请社会人士办兴趣班，主要满足学生音体美等方面爱好；也可引入优质校外资源进校办补习班和特长班，解决有的学生跟不上教学进度和有的学生学有余力的问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课后服务是学校‘分外’之事，政府应在经费等方面给予支持，建立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等课后服务保障机制。学校课后服务要坚持家长学生自愿原则，教师不得为本班学生集体授课或补习，服务项目的实施要有家长委员会参与。”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建议通过政府提供场地、市场配置教师、家庭投入资金的方式，打造“三点半时段”教育服务轴，引导学生沿家校路轴中途参加少年宫、社区、学校等开放场馆课程。同时削减诸如舞蹈、器乐等少数特长生受益的校内高投入项目，使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得其所。

也有委员表示，要使“三点半”课后服务常态化长期化，还需建立成本分担机制、健全教师激励机制、完善志愿服务认定机制等长效机制，只有符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学生成长规律、符合家长实际需求，课后服务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深化改革是减负的治本之策

解决学生课外负担重，根本在改革。

“学生课业负担重的顽疾要想根治，首先就是要解决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和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这需要国家的教育经费投入和政策上的支持，不断缩小公立学校间的差距，鼓励优秀教师跨校流动，让学生们在任何一所公立学校都能接受到优质的教育，从源头上解决择校热的问题。”俞敏洪表示。

“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评价方式也亟待纠正。教育是一个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仅靠升学率和分数高低难以评判质量好坏，当务之急是建立标准健全、目标分层、多级评价、多元参与、学段完整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同时，扩大新型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社会影响力和引导力。通过持续努力，让家长和全社会都理性评价教育质量，以科学的评价为学校‘松绑’‘解压’，让教育‘回归’理性。”全国政协委员、包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民革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主委白清元说。

“还应持续推进课程改革，使课程结构具有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评价的甄别与选拔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综合素养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民革上海市委会主委李国华表示。

扭住高考改革这个“牛鼻子”，持续用力将高考改革的顶层设计落地落实也是委员们的共识。委员们认为，新高考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就是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招生制度，采取包括高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等在内的多元录取机制，变以往单一的“结果评价”为“过程评价＋结果评价”的评价体系。这是对“传统高考”的重大突破，破除了“唯分数论”。

“必须‘咬定青山不放松’攻坚克难抓落实，让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高考招生‘硬挂钩’。上海、浙江、湖南、山东等地已经在这个方面探索出了许多有益经验，要进一步加大改革试点的力度，充分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科技手段，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有效性、真实性、公正性和可操作性。”白清元表示。

不断深化高中课程和中考内容改革，完善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加强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改变社会用人重毕业学校和学历、轻本人实际素质和能力的政策偏差，纠正“不输在起跑线上”的舆论误导；加强家庭教育，引导家长培育良好家风，树立正确成才观，营造良好的教育社会生态……委员们说，尽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只要多方协同“共振”，家校融合共管，就一定会久久为功，收到治本之效，真正减掉孩子们不应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