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 开阔思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双周协商座谈会发言摘登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保障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有关部门在严格控制学生作业时间、规范课堂教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学生校内课业负担逐渐减轻，但也出现“校内减负、校外增负”、“教师减负、家长增负”等新问题，学生实际课业负担并没有真正减轻，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既是教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７月６日，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专门就此进行协商座谈。现将有关发言摘登如下———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陈晓光主题发言

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是关系到我国基础教育科学发展和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问题，是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民生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大力发展素质教育，减负行动取得显著成效。但同时也出现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教师减负、家长增负”等一些新问题。

“减负”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比例高且以文化类课程为主、课外作业时间及参加校外培训时间过长、长期睡眠不足甚至心理健康受到较大影响等现象普遍存在，表现在学校，根子在社会，核心在理念，关键在制度。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以考试分数为主导的人才选拔制度和教育评价方式是深层原因；优质教育资源不均衡和家长希望孩子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是主要原因；校外培训机构的无序发展推波助澜和监管不力是重要原因；“减负”配套政策不足和学校课后服务缺失是直接原因。

近期，教育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进校外培训机构综合治理，取得初步成效。但“减负”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充分认识工作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必须各方合作、共同努力，内外结合、综合施策。

一、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全面推进教育综合改革，源头减负。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从科教兴国的高度，从持续推进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角度，来看待“减负”这个议题。要从源头加强对“减负”的研究，做好顶层设计，科学合理“减负”。各级党委政府要真正把减负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科学制定相关政策，完善法律制度保障，做好配套服务工作，真正“减”去违背教育规律和儿童少年成长规律的功利化教学行为和违规办学乱象。

二、坚持育人为本，尊重教育规律，科学减负。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做好立德树人工作，始终是教育第一位的要求。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并不是不再提倡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不是否定考试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不是不让教师对学生进行任何形式的辅导帮助，不是简单地减作业、减课时，更不能降低教学质量。教育是慢工出细活的事情，知识积累、能力提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须要尊重、遵循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要加强素质教育，使学生全面发展。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优化教育资源供给，切实减负。我们不应苛责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而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承担起政府应承担的责任，努力满足家长需求，回应群众关切。要促进教育公平，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缓解家长的入学焦虑。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主渠道作用，健全课后服务政策措施。

四、各方通力合作，加强综合治理，协同减负。从学校来讲，要提高教学质量，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师素质，全面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率。从校外来讲，要治理整顿各类培训机构，构建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发展有效机制，形成校内外协同育人的良好局面。从考试评价来讲，要加快考试招生评价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推行综合素质评价，深化中高考改革，把切实减负和科学选拔有机统一。从家长和社会层面来讲，要加强舆论引导和教育，使家长和全社会进一步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和成长成才理念，转变当前社会人才评价、选人用人的功利化导向，营造有利于减负和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社会大环境。

全国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原部长、党组书记袁贵仁：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

从调研情况看，由于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陈旧的教育观人才观尚未根本转变，社会存在浮躁攀比氛围，校外培训机构迅猛增长，多数机构办学不规范、质量无保证，特别是以机械重复“应试”技巧为主，既耗费家长学生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又违背育人宗旨、教育规律，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为此建议：

一、治理校外培训机构。要治理无资质的“黑机构”，治理名实不符、打着其他旗号从事培训业务的假冒机构、治理不遵循规律、家长学生对质量不满的伪劣机构，治理有证无照、有照无证的不规范机构。要规范培训机构的入门标准和程序，规范业务项目和收费标准，规范培训内容和培训用书，规范公开资质信息的内容和平台。要推进“两随机一公开”事中事后监管，做好部门联合执法工作，促进培训机构强化办学主体责任。抓紧出台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

二、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学校教师不得参与校外培训，或诱导学生参加培训，或被培训机构作为“名师”招揽生源。学校不得与培训机构举办“占坑班”及各种竞赛活动，不得将培训机构有关证书、奖项与入学挂钩。严格落实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

三、优化学校课后服务。课后服务可由学校办托管班；可邀请社会人士办兴趣班；也可引入优质校外资源进校办补习班和特长班。政府应在经费等方面给予支持，建立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等课后服务保障机制。

四、统筹利用社会资源。把少年宫、文化馆、青少年实践基地、社区活动中心等纳入学生课后服务范畴。利用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供网络信息资源和平台，让每个学生选择适合的教育，接受个性化服务。

五、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快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不断深化高中课程和中考内容改革，加强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加强家庭教育，营造良好的教育社会生态，让课外负担失去存在的土壤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副市长白清元：完善教育评价　推进高考改革

造成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原因很多，其中“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评价方式”和“‘唯分数论’的高考招生制度”是两个重要原因。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两点建议：

一、坚决纠正急功近利的评价方式，建立科学的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体系。一方面，要在总结地方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建立标准健全、多级评价、多元参与、学段完整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另一方面，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探索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同时，要广泛宣传教育质量的评价结果，让家长和全社会理性评价教育质量。

二、扭住高考改革这个“牛鼻子”，持续用力将高考改革的顶层设计落地落实。新高考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就是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变过去的“结果评价”为“过程评价＋结果评价”。但在实践中，这一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高考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当前任务就是进一步加大试点改革力度，充分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科技手段，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有效性、真实性和公正性，在扎扎实实的实践中而不是空泛的议论中，优化方案、堵塞漏洞、推进改革。

高考改革的第二个重要环节是多元录取改革，择优、推荐、自主、定向、破格等五种多元录取方式，非高校一家之力可以完成。一要建立政府主导、高校主体、高中参与的多元录取工作机制。二要制定更具体、更有针对性、易操作的多元录取工作实施细则。三要建立多元录取的监督机制。四要实施好课程改革、教学改革、高校育人模式改革等配套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彻底切断学校与培训机构背后的利益链条

近年来，部分公立学校与培训机构在招生中一些相互勾连的行为，让家长极为不满。对此，建议彻底切断学校与培训机构背后的利益链条，并且要形成长效治理机制，这次四部委的整顿，肯定是件好事，不能一阵风，走过场。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造成学生课业负担重的根本原因：一是现阶段我国大中小学校优质教育资源总体供给不足且分布不均衡，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好学校，导致择校热；二是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等招生考试评价体系仍然以单一学科成绩为主，分数越高才越有可能上好的学校，导致以应试为目标的培训机构受到家长青睐。

学生课业负担重的顽疾要想根治，首先就是要解决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和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这需要国家的教育经费投入和政策上的支持，不断缩小公立学校间差距，鼓励优秀教师跨校流动，让学生们在任何一所公立学校都能接受到优质教育，从源头上解决择校热问题。其次，改革升学招生政策，改变中考、高考目前过于依赖学科成绩的考评机制，变为对学生全面素质的考量，从而引导学校和家长逐渐改变重学科成绩轻全面素质的教育观念。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大连市副市长温雪琼：优化教育供给　推动课外减负见实效

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从表象看，有培训机构过度渲染、家长焦虑盲从等原因，但其本质则是人民群众增长的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与教育资源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所致。

当前，教育供给一是不均衡，二是不充分，三是不多样，四是不到位。教育需求已从“有学上”进入“上好学”阶段，需要政府、学校、社会共同努力，解决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让群众吃上定心丸。建议：

一、优化资源供给，满足学生成长需要。增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的共享性，发挥优质学校带动力，落实教师交流“县管校聘”制，促进教育“全资源”合理配置，使集团化办学切实成为教育均衡发展新动能。丰富优质教学资源，推动学科课程分类统筹整合，避免重复交叉。降低升学竞争压力，全面推行义务教育“学区”制入学。充分发挥学校的主场作用，为学生发展特长、开展兴趣活动等提供空间，减少学生对校外培训的依赖。

二、优化监管供给，形成课外减负治理“一盘棋”。推动培训机构监管立法，厘清教育咨询和培训概念内涵，清晰托管机构服务与教育培训行为边界，明确准入标准和条件。建立健全“共建共治”监管体系，把学校师德师风、教学质量和课业负担监测、培训机构监管纳入党委政府考核体系，整合国家教育监测评估机构和资源，强化专业组织对教育满意度的评价，发挥责任督学作用，形成分类管理、信息共享、部门协同、责任明晰的课外减负监管长效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第四中学校长马景林：对公立学校的“管理定位”影响“减负”效果

“减负”说了几十年，治理的成果有起伏，其中对公立学校的“管理定位”是影响“减负”效果的重要因素。

过去几年，“减负”的主要做法是控制学生在校时间；控制作业量；控制教材及考试的难度；控制招生过程中文化课的要求等。这些做法确实一度起到了明显作用，但也引发了相对消极的结果：一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减负”，使得公立校的教育教学地位受到质疑。二是上一级学校选拔人才的标准，与“减负”之后，学生学习质量现状之间有落差。三是公立校大幅度“减负”之后“挤”出的时间和学习任务空间，必将被民办教育培训机构挤占，形成新的负担。

对公立学校管理的“系统定位”，是把“减负”问题由“失控”变为“可控”的有效途径。为此，建议：

一、不能牺牲必要的质量去实现“减负”。在控制教材和考试难度的前提下，重视文化课学习的重要意义。

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只有业务水平高的教师，才能将新的教育教学理念、手段、方法运用到学生身上，学生学习负担才会相对减小。

三、用法律手段明确公立学校、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各自的任务，用技术让“减负”可控。

总之，学校对学生的学习应该更加主动、积极、理智地做到：减应减之负，担应担之责，除应除之“病”。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教育系统关工委主任张雪：解决好课后“三点半”难题

解决好“三点半”难题，应由政府统筹，纳入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按照政府主导、学校主体、家长自愿、社会协同的思路，多措并举、按需服务、破解难题。

政府给予公办学校最大投入，学校整体设施较完善。应坚持以学校为解决“三点半”难题的主要场所，具体采用方式

有：一是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即由政府出资引入社会的体育、艺术、科技等人才，到学校组织开展课后活动；二是校外活动机构提供多样化服务，即政府统筹少年宫、科技馆等，将优质资源引进学校。三是学校提供课后基本服务，即以本校老师为主体，放学后面向有需求的学生进行学业辅导或开展素质教育的课程或活动，或看管低年级学生在校完成作业。同时，可与大学生志愿服务、实习实践结合，特别鼓励师范生和艺术类院校的学生参与课后服务。此外，还可依托社区开展联合托管服务。

要使“三点半”课后服务常态化长期化，必须建立长效机制，健全政策支持体系：一是建立成本分担机制。国家应出台课后服务成本分担的指导意见，合理划分政府、家庭的成本分担责任，确定课后服务财政拨款标准和学校收费标准，完善经费保障机制。二是健全教师激励机制。从事课外服务的老师应由地方政府给予相应报酬。三是完善志愿服务认定机制。教育部应研究将大学生参与课后服务工作计入社会实践学分、将师范生参与课后服务折抵实习时间的相关政策与具体办法。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培育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的教育服务衔接体系

现在学生的学习负担和学习状况有三种现象引发焦虑：一是学生校内“学而不融”。二是学生校外“学而不当”。三是学生长期“学而不适”。正确处理各方关系，尤其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积极培育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的教育服务衔接体系，让学校教育科学定位，让社会培训合理归位，进而使学生找到教育本位。为此，建议：

一是形成减负“上”策。由政府对学校教育和社会培训进行分层设计、通道搭建。强化学校教育奠基铸魂的功能，发挥社会教育扬长补短的作用。特别是对社会培训实施政府指导价管理，填平政府生均投入与市场人均消费的价格鸿沟，从而推动资源向学校流动、学生向成长回归。

二是打造减负“中”轴。通过政府提供场地、市场配置教师、家庭投入资金方式，打造“三点半时段”教育服务轴，引导学生沿家校路轴中途参加少年宫、社区、学校等开放场馆课程。

三是制定减负“下”限。学生为学业进步必须付出的努力不能减，而违背教育规律和成长需求的课业负担必须除。严肃清理“重复做”学校教育，严格审核“零教材”社会培训。特别是严格限定学生参加各类辅导班的时间，倡导学习日少量接受社会培训、双休日大量开展户外锻炼。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的盲区与误区

对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为此，建议：

一、切实加强校外培训机构“教材”的整治与监管。当前，校外培训机构的“教材”管理是盲区。国家教材监管现在仅限于学校、校内，校外培训机构使用的面广量大的教学用书基本处于政策无边界、审查无规范、使用无监督状态。在多地调研发现，许多校外培训机构都声称使用正式出版的“教材”，也形成了一套“准教材”体系，产生的负面影响突出。建议国家教材委将面向中小学生进行教育培训的机构中实际使用的教学用书纳入教材监管范围，明确要求，责成相关职能部门展开专项调研，健全制度、规范监管。

二、精准整治公办教师到培训机构上课的现象，慎用“课上不讲课后讲”提法。首先，“课上不讲”是招生手段，“课后讲”是赢利方式，而且学生须为同一群体，且有人掌控校内考试命题权，才能让“课后讲”的内容在考试中真正有用、课后听的学生普遍增分。这是教育培训机构制造家长恐慌、延揽生源的营销策略，实际上这种情况是极少数，但客观上却污名抹黑了教师群体形象。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副省长陈星莺：政校联动发力　打好减负组合拳

据中国教育学会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中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８０００亿元人民币，参加学生规模超过１．３７亿人次。教育部采取各种措施，打击校外机构，但学生反而“越减越负”、违规补课更是“铤而走险”。为此，建议：

一、规范学校行为，重视课内提质。“课内提质”是“课外减负”的前提。应进一步规范学校行为，一是因材施教，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效率，寻找减负提质的痛点、难点和关键点。二是因人施教，实施遵循孩子成长规律的教育模式。江苏扬州推行“三增一减”工程：即增加１小时睡眠、增加１节课外活动、增加１门生活技能，把课外时间挤满，提高课内质量，两年后全市初中生普遍成绩提高，体质抽测的１２个指标中有９个指标全面提升。三是均衡师资，提升教师职业道德，不能以利驱动。

二、重视核心本质，推进上下一贯制的考试制度。推动上下一贯制考试，下面怎么考上面怎么考，直至高考。还有推动各级考试评价评估制度改革才是减负根本之道、治本之策。

三、坚持正面导向，回归教育本源。要落实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让教育真正回归本源，让教师和学生回归校园课堂。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孙惠玲：规范培训机构业务范围　缓解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

校外教育应该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但当前培训机构无序发展，监管缺失，这是造成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的原因之一。

教育培训机构应是针对有个性化需求人群提供的教育辅助和补充，也属教育范畴，也应贯彻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把育人放在首位。现实是，培训机构的各类营销宣传，迎合了也制造了家长的分数焦虑，甚至恐慌，坚信孩子不上辅导班就会输在起跑线上。在教学内容上，超前学。超前学给学校教学带来很大难度，并且这样行为不符合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扼杀了孩子独立思考能力，影响了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另外，培训机构爱做培优项目，不仅需求量大，还因为内容可自由界定。在教师包装上，走“短平快”产业化路线。培训机构靠统一教案、课件、包装，让没有站过讲台的大学生变名师，成为生产线上的装配工，这样的老师速成、好管理，成本低。培训收费不规范，标准不一。为此，建议：

一、政府必须下大力监管，坚持谁审批谁监管原则。工商部门发营业执照，核准业务范围，应严查超范围经营。同时必须明确培训机构做市场宣传绝不可误导学生和家长。收费要在合理价格区间，绝不能趸交学费。

二、教育部门发办学许可证，应该对学科类课程培训有占比要求，整体不能超过３０％，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李国华：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校内原因”及建议

目前一些学校疲于应对不断更新变化的教育政策，面上采取素质教育的各项措施，实质丝毫不敢放松应试的挑战，学生面临的课业和升学竞争外松内紧，家长转投校外培训机构寻求应试之策。具体来看，课外负担重的“校内原因”有考试、招生和课程的改革三个方面：

一是考试：中考和高考改革都以“减负”为旗，聚焦核心素养的提升，但学校却面临“教考分离”带来的不适应：从“一考定终生”改为“多次持续考试”，从特定学科的选拔考试改为所有学科的全面考核，学生长期处于压力状态。原有课程设置、教学要求与考试改革政策不匹配，教师的认识、研究能力滞后于考试改革步伐。教学强调基于标准，而考试必须满足选拔，两者脱节，导致盲目增加学习难度。

二是招生：政府出台各种招生政策，通过就近入学实现学生减负，但在实践中又产生新问题：政府希望实现资源优质与均衡，但优质均衡难以成为共识。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合理分布应呈哑铃状，而现实的需求却呈“倒金字塔”。

三是课程改革：课程改革旨在建立起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但措施有待完善。

为此，建议：

一、持续推进考试招生改革，探索基于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综合招生制度。

二、持续推进课程改革，使课程结构具有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评价的甄别与选拔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综合素养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专业进修学校（港专）校长陈卓禧：从香港经验看如何为学生“减负”

偏长的学习时数，会影响学生的睡眠。香港中文大学在２０１３年的调查发现，５８％的香港学生睡眠不足，这会对青少年造成情绪和行为问题、学业退步、新陈代谢和心血管异常等负面影响。此外，香港岭南大学２０１２年的调查发现，学业及课外活动的压力，会导致家庭不和及令学童感到不快。

香港居民一直十分关注学生的学业压力和课后负担，民间很多关注团体，不时进行调查研究和提出改善建议。香港教育局成立的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制定了《快乐孩子约章》，积极向学校及家长推广让学生健康成长，学习有成效。今年春节前夕，香港圣公会向属下５０位小学校长发信，建议减少假期作业。教育局也提倡减少学生假期功课量，提倡家课形式多元化，多从有趣角度出发，改变传统机械化抄写模式。

结合香港经验，建议：

一、各级政府重视学生课外负担重的问题，出台地方为本的一些即时措施，扭转风气，例如实施每月一次无作业周末、无作业春节等等。

二、改变考核学生学术表现的内容和形式，例如减少背诵为主的默书。

三、将中小学学习的重点和策略，由单向和被动地接受知识灌输，转移到自主探索学习，着重发现和创造，以适应国家发展方向和世界发展潮流。

四、配合以上的转变，进行科学性的效果研究，以理论指导实践，发掘新方法和新策略；举办评选和比赛，鼓励家长，老师和校长改变，推动社会风气转变。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呼唤更有智慧的教学

从课堂教学模式构建到教材的改编，从课程建设到综合素质评价，老师们走过一段艰难的历程，然而，教师最需要关注的是学生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是否愿意学习？是否找到适合自身的有效学习途径？

教师在教学中往往关注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各个环节的把握，在乎学生对于知识是否掌握，是否熟练，但缺乏对学生自身个性特点的研究和认知特点的分析。统一作业缺乏针对性，难以实现知识的有效巩固与强化。教师习惯于让作业占据学生课余时间，没有留给学生更多自由思考的时间与空间。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是教师自身专业素养和专业精神不能适应时代要求。当前，用更科学高效的方法向学生传授知识、精准教学，保持和激发他们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做有温度的教师显得尤为重要。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教师职业的真正魅力是教育教学诊断与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学。为此，建议：

加强国家脑计划实施，推动脑科学与认知科学对教育研究的深度介入和创造性转化，系统引进前沿研究成果，转化为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知识。将其作为教师专业教育包括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的核心内容，让教师利用信息技术和数据分析手段，诊断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效果、学习特征，着力激发学生的学习意愿与动机，建立以学生自主学习与个性化学习为主、教师引导为辅、情境化、信息化学习环境为支撑的有智慧的教学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吉林省白城市副市长邓健：融合家校教育方式方法　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目前，教育部等四部门开展的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对校外培训的乱象无疑会有一定遏制作用，但家长的长远压力显然不会马上缓解。为此，建议：以协同“共振”为理念，融合家校教育方式方法，推动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一是引导家长转变教育观念，助力因材施教。通过广泛宣传，明确家校教育权责边界，引导家长认识基础教育的价值取向应是健康体魄、健全人格和正确价值观。特别是要引导家长认识到可以关注和辅导孩子的学习，但是教学的主战场还应放在学校。可以通过开发“家校协同APP”，开办“家长学校”、建设“家校教育协同”网站或论坛等方式展示优秀家长育子心得，帮助家长真正了解孩子，按照成长规律教育孩子。

二是深化教育现代化理念，推进教学改革。建立以学生成长成才为目标，以兴趣发展为导向，以学生诉求为中心的教育教学体系。通过建立学校联盟、名师工作坊等方式，发挥优质学校和教师的辐射带动作用，减少家长的焦虑和盲从。推进“互联网＋教育”，普及“课程任意选，老师任性挑”的优质“私人定制”式在线教育，为家长辅导孩子学习提供科学有效的手段，降低对校外培训机构的需求。

三是顺畅家校交流沟通，形成教育合力。以尊重信任为前提推动家校真诚理智交流，定期召开家长委员会会议、家长座谈会，建立微信群，协同解决问题难题。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副校长徐景坤：公办学校适度松绑　民办学校加强监管

目前减负面临的困境是：为了竞争获取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多数家长都不希望减负。公立学校减负，家长就让孩子去读民办学校；学校老师减负，家长就让孩子去校外培训班补课。

由于政策不一，公办学校受到了严格约束，民办学校约束却相对较少。在南方一些地方，公办学校划片录取，民办学校跨学区提前录取，公办学校就近免试入学，民办学校明里暗里各种“掐尖”，公办学校严格执行学生在校时间规定，民办学校利用寄宿制优势培优补差。

对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管理一紧一松的状态，导致了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一是学生在公办学校负担减轻了，但家长紧绷着“考高分”的弦，学生参加的培训班越来越多；二是家长为了能让孩子在民办学校招考中脱颖而出，不得不在课外给孩子进行大量“超纲”内容的补习。为此，建议：

对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管理一视同仁，让二者公平竞争。现在上海等地实行“公民同招”政策，即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同时招生，消减民办学校的招生优先权，这样可以让择校热“降温”。

部委情况介绍及现场回应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

教育部将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作为一项重中之重的任务，组织开展系统调研，明确下一步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和举措，以校外治理规范、校内提质增效为重点，着力从以下几方面推动解决：

一、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今年初，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校外培训机构存在安全隐患、证照不全、超前学超纲教等六类突出问题，教育部会同民政部、人社部、原工商总局部署开展了为期一年半的专项治理，全国各地都出台并向社会公布了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全面启动摸排整改工作。前不久，教育部组成７个督查组赴全国各地检查专项治理推进情况，督促加快进度，压实治理责任，对发现存在问题的校外培训机构，视不同情况，分别采取限期整改、停业整顿、直接取缔等措施，同时约谈了部分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对规范和整改工作进一步提出明确要求。

二、加快建立校外培训规范发展长效机制。为从制度上解决校外培训机构无序发展问题，根据中央部署，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在专项治理的基础上，确定了依法规范、分类管理、综合施策、协同治理的工作原则，从明确设置标准、依法审批登记、规范培训行为、加强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构建长效机制政策举措，《意见》近日已由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完善课后服务政策措施。解决校外培训火爆问题，还需要加强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妥善利用好“三点半”后这段时间。去年教育部已印发指导意见，提出明确要求。今年还将出台专门文件，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确保课后服务能够高质量地开展起来。

四、大力提升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为切实提高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教育部正在研究起草相关意见，着力解决各种制约中小学教学质量提升的突出问题，不断深化课程改革，改进教学方法，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等，切实提高学校育人能力和水平，更好地发展素质教育，让学生在学校能“吃饱吃好”。同时，深化考试评价制度改革，发挥好评价的“指挥棒”作用。

五、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与长期以来存在的“拔苗助长”等不当的教育理念有关。解决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要大力宣传科学的教育理念，宣传过度教育的危害，杜绝炒作“高考状元”等现象，减轻社会的教育焦虑，为“培训热”降温，帮助家庭做出正确的教育选择，让家长理性对待孩子的学业和发展。

民政部副部长顾朝曦：

刚才，几位委员谈到了关于民政在这个领域的问题，我们最近也在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关于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和管理改革的精神，认真履行登记管理机关职责，具体做好相关工作。

截至目前，在民政部门登记的非营利性民办教育机构大约２０万个，其中民办培训机构约２万个。现在，我们正在配合教育部门，大力推进存量校外培训机构等民办学校的分类登记改革，积极推动营利倾向明显的校外培训机构转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企业法人登记。对于以后新设立的校外培训机构，将一律按照民办教育改革新要求进行法人登记。

今天委员们的发言对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对民办校外培训机构来讲，除了前置审批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要明确设立门槛外，更重要的还要有规范的日常监管。目前我们日常相关工作，更多把注意力放在了“门槛”上，日常监管还不够。我们要多动脑筋考虑，怎么通过信息公开的办法，让家长、学生、新闻媒体等社会力量全都能有效参与监管。此外，还要加强随机抽查、信用监管等其他制度建设，我们目前已经出台有关办法，下一步将着力抓好在校外培训机构领域的贯彻落实。

财政部副部长余蔚平：

一是课后服务是学校在完成规定教育教学和管理任务之外、面向有需求学生提供的选择性服务，需要坚持“学生自愿、公益普惠、成本分担”的原则，由各地因地制宜组织实施。

二是目前我们正配合教育部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指导各地根据课后服务性质，采取财政补贴、收取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支持学校开展课后服务。

三是配合相关部门指导各地在核定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总量时，适当考虑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因素，由学校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内，对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给予适当倾斜。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民办教育工作，确定了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重大改革方向，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现在发展势头总体较好。前一段时间，市场监管总局配合教育部所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严控制市场准入；二是强化市场监管；三是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利。

下一步，我们主要在三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严把市场准入关。严格落实校外培训机构准入管理制度，对营利性校外培训机构申请办理营业执照的，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一律凭教育部门颁发的办学和培训许可证办理相关营业执照。对未经取得办学或培训许可的机构，一律不予登记，对无证无照的机构坚决取缔。

二、切实做好信用监管。积极配合教育、科技、人社、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互通监管执法信息，开展联合执法，充分发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作用，及时全面归集公布涉企信息，进一步推进对失信企业的联合惩戒。

三、深入开展综合整治。工商部门要结合自身职能，配合教育部门，对教育培训中违法广告、不正当竞争，商业贿赂、消费欺诈等行为进行严肃查处。加强课外培训机构日常价格监督，督促其依法实行明码实价。创新消费维权机制，畅通消费者投诉渠道，让广大消费者来监督。同时，及时受理和依法处理涉及营利性培训机构的投诉举报，有效维护好市场秩序，切实为民办教育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列席双周协商座谈会委员发言选登

全国政协常委杜卫：

造成中小学生课外学习负担重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民办中小学不规范设置、不按国家规定办学、片面追求升学率，与课外培训机构相互携手，搞乱了部分地区基础教育的办学氛围和秩序。建议坚持按国家法律法规来规范民办中小学设置，对“国有民办”、“名校办民校”必须严格限制。把民办学校设置审批权收回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全国政协委员马珺：

应加强家庭和学校之间的合作，从好学、乐学的角度共同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孩子的学习能力。课外的培训机构应当只是部分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更多地着眼于真正的兴趣培养；只是对孩子素质教育的一种有益补充，而不是应试的工具。

全国政协委员王义军：

针对基础教育的校外教育，应该明确其基础性、公益性、教育性等基本属性，与成人的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有着严格的区分。校外教育属于青少年教育的组成部分，属于学校和家庭教育的延伸和补充。任何针对青少年的校外教育和培训，都要遵循教育基本规律和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

全国政协委员吴春梅：

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要在“课外”下功夫。一要加强对民办培训机构的监管，建立长效机制。二要加强教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课后服务体系，破解“课后三点半”难题；加强教育云平台课程资源建设，筹划政府主导的空中课堂，满足学生补差补缺需要。三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专业能力，打造高效课堂，走内涵发展道路。

全国政协委员李有毅：

老师强，学生校外辅导的需求自然会减少。学校是实施教育活动的主阵地，对一般家庭而言，家长眼界所限，资源所限，孩子的成长主要是学校教育在引领。所谓“亲其师，信其道”，专业知识过硬、责任心强的好老师会点燃孩子心里真、善、美的火花，会让孩子热爱学习，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使学生有正确的学习观。

全国政协委员李美华：

要做到“减负增效”，引导学生科学管理课余时间尤其关键。建议运用“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联动模式。学校和家庭应联手指导学生根据兴趣特点量身定制个性化计划，加强沟通监督，避免完全放任放养；强化学校主渠道育人功能，吸纳本校师资和社会力量共同提供丰富多彩的课后服务；社会也应加大投入，在课余时间向学生免费或优惠提供运动、文化等场所，让学生能“走出去”、“动起来”。

全国政协委员苏华：

建议推动应试教育从着重“育分”转向育人，落实全面发展理念。深化初、高中招生改革，全面推行学业水平考试，从严控制考试次数和考试内容，更加注重和强化对能力的考察，以“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中、大学的主要录取依据。

全国政协委员梁丽萍：

家长学生热衷于课外补课，其最终目的无非是考出好成绩、上个好学校，这归根结底还是考试招生制度特别是高考“一考定终身”的机制决定的，不从根本上改变这样的录取机制，学生的课外负担绝不会真正解决。目前，我国已经启动了新高考综合改革，并且在部分地市试行了中考招生制度改革，随着这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能得到遏制。

全国政协委员潘明：

政府部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建立多元化评价机制。义务教育阶段强调的是通识教育、社会能力教育，应该建立客观、正确的综合评价机制。社会舆论、媒体要联合教育部门，加强对家长的教育。要积极倡议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和人才观，引导家长配合学校，重视发展孩子良好的道德品质、必备的身体素质和适应社会的基本技能，当然也包括学业。

全国政协委员冀永强：

四部门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建议下一步，一是加强整治组织保障。强化以县级政府为单位的整治工作组织领导，理顺管理体制，明确责任主体，增强整治力量，形成综合整治合力。二是加强源头管理。结合摸底排查，集中整治实际情况，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条件、设置程序、审批标准等事项，明确各方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