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工作关系,我每年都要去西藏、新疆。西藏的旅游人数每年都在上升,去年超过了1100万,外国游客有几十万人。新疆同样有大量内地游客、外国游客到那里旅游。如果那里没有一个稳定的局面,到处都是暴力恐怖,旅游业作为社会稳定的标志,不可能有这么快的人数上升。
欧洲时报记者:您说新疆遭受了一些外部势力的影响,包括“东突”势力等其他势力的影响,能说的更具体吗?
朱维群:外部的影响主要来自境外“东突”势力,与有些国家也有关联。比如美国对“东突”势力、对暴力恐怖行为明显采取双重标准,在中亚抓到暴力恐怖分子,如果是袭击美国人的,那就是暴力恐怖,要严办;如果是袭击中国人的,那么就可以从关塔那摩放出去,还要为这些人寻找一个庇护的国家。欧洲有的国家,在这里我不点名了,为热比娅这样的分裂势力头目提供讲台,为他们的分裂主义组织提供栖身之地。这样一些举动,至少在客观上给“东突”势力一种政治支持和精神上的鼓励。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个时期以来,西亚、中亚一些地方局面混乱,甚至发生局部战争,一些“东突”势力混迹其间,参加暴力恐怖活动,接受一些势力的军事训练。一些国家政治局面的混乱,也给了“东突”势力藏身之地。我们高兴地看到并且高度评价中亚一些国家在反恐的问题上,与中国联起手来,共同采取行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反对暴力恐怖主义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我们应为此而共同努力,千万不要搞“双重标准”那一套:搞我的,就是暴力恐怖;搞中国的,就是民族解放。如果这样的话,只会助长暴力恐怖势力的滋长,最终也要危害到这些国家自己。
欧洲通讯社记者:现在有人想就中国前国家领导人在1989年和1992年所做的事情在国际上进行起诉,中国政府对此有什么声明没有?
朱维群:这是一种荒诞无稽可笑的行为,有这种想法的人只会自取其辱,如果有哪个国家的法院接受这个起诉,也是自取其辱,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效果。历史上西方对中国是不讲法律的,也没有什么“起诉”,直接就把炮舰开过来了,想占哪块土地就占哪块土地,想要多少钱就要多少钱,想烧哪个房子就烧哪个房子。现在这套行不通了,有人想用“起诉”这套东西来给我们施压,这本身就表明他们已经不行了。如果是达赖集团搞这个事情,丝毫不奇怪;如果有的国家法庭接受这个事情,只会给自己找一个天大的难堪。我愿意用中国老百姓的一句俗话来回答这个问题:有种的你就来吧!
欧洲时报记者(电视采访):请您介绍一下欧洲之行有关情况。
朱维群:我们抵达布鲁塞尔后,会见了比利时议会比中友好小组、欧盟经社委员会主席马洛斯、欧盟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利凡里尼等,谈得很好。由于中国和欧洲国家在历史、地理、发展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对有些问题看法不尽一致,我认为是很正常、很自然的,关键是讨论时要本着互相尊重的态度,要考虑到双方不同的国情,使得在解决问题的看法上势必有所不同,从而增进了解,扩大共识。我们所要求的是尊重中国的主权,尊重中国政府自主解决这些问题的权利。只要做到这一点,这些分歧构不成大问题。
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要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欧盟和中国的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国需要欧盟,欧盟也需要中国。欧盟是中国第一大外贸伙伴,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国际金融危机尚未完全走出去的情况下,尤其需要我们双方寻找共同点,扩大合作。双方在民族、宗教问题上认识的不同之处,与我们双方的合作,从本质上说,没什么太大关系。欧洲应当相信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传统,有解决这类问题的丰富经验的国家,有能力把这些事情办好。此类问题不是不可以讨论,但讨论应当是有限度的,要考虑到我们之间更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双方的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使我们双方的人民在合作中有更融洽的感情,有更多的了解,而不是动辄抓住对方一些问题不放,何况有些问题并不是对方错了,而是同自己想法不一样而已。
欧洲时报记者:你认为双方观点的差距是否已经影响到双方在贸易等其他领域的合作?
朱维群:我认为从总体上说没有影响大局,因为西方政界特别是国家领导人,绝大多数是能够正确认识、把握这个问题的。我感觉从2008年以来,事实上也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2008年拉萨3·14事件发生后,欧洲有些国家对我们的指责比较多,国家政要会见达赖喇嘛的比较多,但这些年明显下降。我想这是因为一些国家领导人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达赖喇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也不能不说,至今有些欧洲国家政界人士或者出于对中国不了解,或者出于另外什么想法,还在做出一些不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事情,比如会见达赖。这种情况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当一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已经承诺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会见达赖这样一个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头子,实际上就是对中国承诺的违背,不但不利于双边关系,也违背国际关系准则。如果双方都本着国际关系最基本的原则来处理事情,我相信中国与欧盟、与欧洲各国的关系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