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破利
期待放开垄断行业经营权
记者：您提出政府放权的关键是要放“含金量较高”的实质性权力，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要不要放权？如何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尤其是行政垄断领域？
迟福林：目前政府对“含金量较高”的实质性权力下放还不够，这涉及部门利益问题，是下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涉及一般性的权力已经在放，但涉及部门利益和行业利益的改革还远不到位。
在垄断行业上需要首先打破行政垄断，并在竞争性环节上向社会资本放开，这方面目前破题还很不够。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下决心彻底减少政府对资源要素价格的行政审批和管制，推动垄断行业的经营权向社会资本放开，尤其是在铁路、电力、电信、邮政、石油等基础领域放开市场、引入竞争。
记者：您曾提到目前政府自身改革的倾向并不强，甚至可能是一个减弱趋势。当政府职能转变涉及一些部委或官员利益时，怎么“啃得动”？
迟福林：在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迫切需要顶层推动，要有高层次的统筹协调，涉及利益调整和权力结构调整时，统筹考虑利益关系调整，拿出具体办法，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行政体制改革表面上是机构、人员、数量的增减，实质上是权力格局的重新调整。凡是涉及权力和利益调整的改革都是最难的，“壮士断腕”就是政府自己向自己开刀。
改革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固化的利益格局，尤其是部门、地方和行业的“既得利益藩篱”。在利益格局固化尚未形成组织化形态的时候，改革还有窗口期。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最重要的是建立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构。
记者：国务院最近成立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行政体制改革是不是也需要类似制度？您一直建议建立一个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构，这会关系改革的成败吗？
迟福林：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都面临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掣肘，其复杂性、深刻性、整体性、统筹性特点非常突出。只有建立自上而下的改革协调机制，只有上升到中央层面的设计和协调才能适应更深层次的改革。因此，在中央层面建立高层次改革协调机构，将为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创造重要的体制条件。
□谈转型
负面清单管理尝试“小政府”
记者：总理强调，地方政府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要舍利为公，敢啃“硬骨头”。如何才能破解政府职能转变“上面动作大，下面打折扣”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迟福林：地方政府改革首先要改变以GDP为中心的“增长主义”，需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财政税收体制、干部选拔体制等。我认为当前能让地方政府“舍利”改革的唯一前提就是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激发市场活力。若非如此，让地方政府放权很困难。
记者：2003年SARS危机时您就提出要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10年后的今天您觉得这个转型处在什么阶段？
迟福林：我认为现在这个转型正处在最关键时期，公共产品短缺正成为当前社会的突出矛盾。未来最重要的是要将经济总量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转变为公共服务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在这一前提下才能理顺中央地方关系，才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明确化、法定化、可问责。
记者：在您看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怎样才能建成一个“小政府”或者说理想的政府？
迟福林：我认为正在上海自贸区试点的负面清单管理是一个大方向。我不赞成有人说我们不可能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大社会”的内涵是向市场和社会放权、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动力与合力，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主导作用，发挥社会组织在行业自律方面的重要作用。这方面还面临很多新矛盾、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