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面”

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

媒体曾经对秦大河院士的报道：

辟谣:核辐射造成雾霾说法不科学

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改变则治霾难

应对气候变化须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治霾需气象部门与环保部门联合

需要借鉴发达国家进行科普工作的理念和方式。

注：本专题人物排序不分先后。

“另一面”

全国人大代表

对于医改七年进程,钟南山直言自己对医改并不满意,他建议公立医院应当回归公益性,不能让医生的工资与创收挂钩,而这也是导至综合医院里儿童医生流失的根源。

谈儿科医生 “这两三年儿科医生流失率达11%”

谈医疗改革  “公立医院应该解决公益性问题”

谈中医保健 “‘治未病’是中医药的发展方向”

钟南山肯定互联网对医疗信息的普及传播。但他同时提出，互联网更多的是实现数据和资料的交流，而医生与病人的交流更重要的是思想交流，因此互联网不能代替医生的诊视。

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据媒体报道，钟南山曾炮轰科研单位：“发表论文算不上创新”。

快人快语

“我给这一年的治霾工作打70分,应该说是有很大的进步。据我所知,京津冀的雾霾比前一年减少了11%,长三角接近12%,珠三角是18%,这是很大的进步,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

——钟南山给上一年的治霾工作打70分“寨卡疫情,全国做得很好,外堵输入,内防扩散。现在国内大概有8例疑似病例,但都没有感染,而且很早就发现了。关键还是到三四五月份,蚊子多了,特别是广东,现在关键要注意一下外堵输入。我觉得像现在这么注意防控的情况下,发现后适当隔离,加强防蚊工作,像巴西一样大规模爆发是不会的。”

注：本专题人物排序不分先后。

“另一面”

全国人大代表

“2014年，我们就已经欠了国家天文台2000多万，到现在只会更多。”

3月5日，中科院院士崔向群代表说起了“欠钱发薪”的事理直气壮。

作为主持建设LAMOST望远镜的首席科学家，她一直没弄明白，为啥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建设大科学装置，却没有配套的人员管理、薪资发放机制。

LAMOST全称“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是我国上世纪90年代提出并开始建设的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大视场光学望远镜，被称为中国自主创新研制的“天文光谱航母”。

LAMOST运行4年来，已经得到并发布了569万余条光谱数据，其中包括314万颗恒星光谱参数星表，相当于为浩瀚的太空做了一次普查，由此获悉天体的温度、密度、年龄和化学成分等。这些数据遥遥领先于国外同行。

但是，崔向群说起这些成绩却不显得激动，反而流露出隐隐的忧虑。

“美国在2020年将完成5000根光纤的光谱巡天望远镜，日本口径8米的望远镜也开始试观测”，崔向群说，国际上已经有十多个国家计划建设光纤光谱望远镜，它们的思路与LAMOST一样，都是往大规模的光纤光谱方向发展，但是光纤数大大超过LAMOST。

更让崔向群不安的是，如何稳定一支高水平的科研队伍。

“LAMOST建成后，中科院每年给一笔运行费，但是却没有相应的人员经费。”在国外大科学装置长期工作过的崔向群对此无法理解。

她告诉记者，国外的大科学装置建设经费包括10%—50%的人员经费，但是国内的大科学装置都是只管建，不聘人。

国外大科学装置的人员管理机制相对灵活、动态，有课题时就拿出人员经费聘用科学家入驻科研，课题完成了仅保留少量的人员维持运转。

“现在LAMOST科研人员有60多人，包括运行、观测、数据分析等，但是相当一部分没有编制。”崔向群说，这就必须腾出一部分精力到外面争取横向科研项目发工资，但是基础研究人员争取横向科研项目何其之难。

“而且这样一来，科学产出就不可能太好嘛。”崔向群说着两手一摊。即使是体制内的那部分人，国家下拨的“人头费”也不足以全额发放工资。

目前，LAMOST每年从国家获得3000万运行费，但是其使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比如备件更新、消耗品、水电费等，用于人员的只能是出差、开会，不能发工资。

“去年我给财政部写了建议，但是最后是由科学院代为回答，他们也没办法。”崔向群告诉记者，现在我国科研投入实行的是项目经费与薪资发放两条线，科研立项时是不可能把人员工资考虑进去的。

听了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她很振奋，因为“到2020年，力争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战略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但是，具体到LAMOST望远镜，她又高兴不起来了。

“不仅LAMOST有这样的情况，所有的大科学装置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国家对大科学装置不仅要重建设，还要进一步完善、优化人员管理和经费投入机制。”崔向群建议。

“另一面”

全国政协委员

“各地盲目建设北斗产业园区的行为该停止了，如果大家都为了地皮去赚钱，忽略了核心技术的发展，对整个行业不利，不能打着北斗的旗号去赚黑心钱。”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杨元喜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北斗卫星导航产业“过热”，需要“降温”。

一个月前，我国成功发射第五颗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北斗导航从区域卫星导航系统向全球卫星导航体系正式迈进，我国卫星导航产业迈入新时代。杨元喜表示，目前中国北斗卫星导航产业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但也到了该调整的阶段。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产业发展的势头不是不猛，是非常猛。从整体规模上看，可能把全世界的总和加起来，还不如我们大。但如果没有合理的规划，规模扩大导致的一种结果就是盲目竞争，低水平重复，这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对于行业而言都是不利的。提高中国导航产业的竞争力必须要在核心技术上有所作为。”

杨元喜认为，中国卫星导航产业现在做大已经不是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做强。目前卫星导航领域核心技术和核心芯片还是被西方掌握，在产业链的高价值、高利润部分仍然受制于人。

“比如在可穿戴、小型化、低功耗、长待机等方面，如果我们的技术还没有很好的解决，那国外的产品还会是首选，这类似于中国人又到日本去买马桶盖。最赚钱的地方我们没赚钱，这是目前要调整的地方。”杨元喜说。

对于发展北斗产业，杨元喜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各个省市不能再盲目批地皮，北斗产业园区建设应该停止。各地不能为了地皮去赚钱，而忽略卫星导航产业核心技术的发展。

二是相关部门不要盲目地同时支撑若干企业，应该选少数的龙头企业或者具有竞争力的企业，重点扶持，包括人力投入、技术攻关，着力突破核心技术。

三是不要分头、多头资助，要减少投资渠道。 “现在每个省为了各自的产业转型目标，都在盲目支持，相关部委甚至其他行业也都在支持，希望分得一杯羹，但最后的结果就是低水平重复。我不反对企业自己投资，企业自主投资一定就会有风险意识，但现在正好相反，企业都不是拿着自己的钱，所以在这方面一定要有政策的引导。”杨元喜说。

“另一面”

全国人大代表、民盟福建省副主委

“建议国家发改委探索符合国情和国际国内交易规则的海洋碳汇交易模式，建议率先在福建、山东、江苏、浙江、海南等沿海省份建立海洋碳汇交易市场试点。”2016年全国两会在京举行，全国人大代表、民盟福建省副主委、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焦念志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作如上表示。

从2013年开始，焦念志每年全国两会都为“海洋碳汇”增汇实现“减排”鼓与呼。他说，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能一味地过于强调减排，应结合国情，考虑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新能源，并从根本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他希望中国能在发展低碳经济、强调节能减排的同时，努力探求增汇途径，在海洋碳汇方面抢占国际制高点，在陆海统筹中打造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新链条。

目前陆地碳汇（尤其森林碳汇）在我国已纳入碳交易市场试点。焦念志表示，我国面临经济下行和节能减排双重压力，亟需调结构，补短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探求增汇新模式。我国的海洋碳汇潜力巨大，储碳时间长久，对海洋碳汇这一重要“减排”资源进行开发还十分欠缺。

“未来几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交易市场。”焦念志表示，新形势下，我国在引领国际海洋碳汇研发的良好基础上，若率先建立海洋碳汇的评估标准和方法体系，并将海洋碳汇纳入碳排放交易市场试点，将诞生一个重要的新经济增长点，不仅能有效降低企业成本，同时可产生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和国际影响。

为此，他提出3个方案：1．深入开展海洋碳汇技术研发，为实现海洋碳汇自愿交易提供必要的技术基础和操作规范；2．建立海洋碳汇示范区并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3. 探索海洋碳汇交易制度和建立海洋碳汇交易试点，强化海洋生态环境资源管理。

“另一面”

全国人大代表

在2016年全国两会上，王家骐3月5日向《中国科学报》记者透露，我国首颗“碳卫星”已进入整星试验测试阶段，计划今年发射。王家骐告诉记者，为有效掌握全球二氧化碳分布情况，“十二五”国家863计划设置了“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与应用示范”重大项目。这也是我国第一颗“碳卫星”。

王家骐介绍说，“碳卫星”以二氧化碳遥感监测为切入点，以高光谱二氧化碳探测仪、多谱段云与气溶胶探测仪为主要载荷，具有高空间分辨率和高光谱分辨率，监测精度优于4ppm，这一精度已达到高光谱大气痕量气体探测方面的国际先进水平。

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承担了“碳卫星”全部两台载荷研制任务。2月24日，在“碳卫星”载荷正样产品出所评审会上，载荷正样产品过程控制及最终测试结果得到专家认可，同意交付卫星总体单位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进入整星试验测试阶段。

“作为我国首颗‘碳卫星’载荷，二氧化碳探测仪、云与气溶胶探测仪的研制成功将填补我国大气二氧化碳浓度遥感监测的空白，为温室气体排放、碳核查等领域的研究提供基础数据，为我国节能减排等宏观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增加我国在国际碳排放方面的话语权。”王家骐说。

“另一面”

金善宝(1895年7月2日—1997年6月26日)，参与创建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1932年回国后，金善宝先回到杭州劳农学院任副教授。半年后又应聘任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一面从事教学，一面从事小麦育种研究工作。作物育种要掌握大量的品种资源和品种类型，这是创新品种的基础。为了广泛搜集我国各地的小麦品种材料，金善宝和他的助手们克服种种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困难，从790多个县中搜集了大量品种，并选出了一批优良的地方小麦品种，推广生产发挥了增产作用。同时，为了改变我国小麦研究、教学和生产上文献资料缺乏的状况，金善宝根据中国小麦生产的现状，总结生产实践的经验，吸收古今中外小麦栽培的知识，于1934年撰写我国第一部小麦专论《实用小麦论》，连同早在1928年发表的《中国小麦分类之初步》和1943年又发表的《中国小麦区域》等，成为我国小麦研究、教学和生产的重要文献，至今仍有很大参考价值。 

金善宝一生潜心于小麦科学研究，为我国的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根据我国幅员辽阔，地跨热带、温带和寒带的优越自然条件，提出小麦异地加代繁育的设想。他和助手们经过五年努力实验，取得了成功。一年可繁育三代，把春小麦新品种选育的时间从十年左右缩短到三四年，成为我国小麦育种工作的一个里程碑。“南繁北育”成为农业科技界广泛应用的术语和育种方法。

注：本专题人物排序不分先后。

“另一面”

黎锦熙(1890年2月2日—1978年3月27日)，参与创建九三学社，并被选为监事。九三学社第一、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委。

他认为救国必须振兴教育，而教育之振兴，尤在于普及教育，开发民智。他在湖南省立编译局编写小学教科书时，把《西游记》的某些章回选入课本，这在当时是个创新之举，引起教育界一片惊骇。

1915年，26岁的黎锦熙受聘为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审员。他潜心研究语言文字，认为中国文字必须改革。在他及同仁的倡议和组织下，1916年成立了“中华国语研究会”。他为该会拟定的宗旨是：一、国语统一，即规定标准语。我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方言复杂，进行国语的统一工作，意义重大。二、言文一致，即普及白话文。

黎锦熙对祖国神圣领土台湾省的国语运动的关怀和贡献，更是功不可没。他认为台湾沦陷于日本50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一定能够光复。台湾的方言极为复杂，再加上日本文化的影响，因此台湾最需要开展国语统一运动。1944年5月，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西北师院(兰州)、女子师院(白沙)、社会教育学院(壁山)创办了国语专修科，为在台湾推行国语预先培训人才。后来，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为推行国语前往台湾的学者达100多人，对于推进国语的普及起了巨大作用。由此也可看出黎锦熙对祖国统一的热忱和远见卓识。

注：本专题人物排序不分先后。

“另一面”

曾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浙江数学会理事长、浙江省科协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等职。1954年始，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陈建功(1893年9月8日—1971年4月11日)，1921年，陈建功的第一篇论文“无穷乘积的若干定理”《Some Theorems on Infinite Products》在《东北数学杂志》发表了。这是我国学者在国外最早发表的一批数学论文之一。

1926年，陈建功第三次赴日求学，于东北帝国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导师藤原松三郎指导他专攻三角级数论。对傅里叶分析的主要部分的三角级数的研究，当时在国际上正处于全盛年代。两年多的研究，陈建功获得许多创造性的成果，于1929年取得在日本极为难得的理学博士学位。他是在日本获此学位的第一个外国学者。在这期间，陈建功获得诸多创造性的成果，其中以1928年发表在《帝国科学院院报》上那篇论文尤为重要。论文解决了当时国际上许多数学家都在研究的三角级数绝对收敛的特征问题。陈建功证明：三角级数绝对收敛的充要条件是它为杨氏(Young)连续函数之傅里叶级数。同年，GH哈代(Hardy)与JE利特尔伍德(Little wood)于德国《数学时报》(Math Zeits)上也发表了同一结果。只因后者发行广泛，世人常称它为哈代—利特尔伍德定理。还其本源，当称为陈—哈代—利特尔伍德定理。三角级数论的成就显示了陈建功的才华横溢，受到各国学者的称赞。陈建功为感谢恩师的教诲用日文撰写的专著《三角级数论》在岩波书店出版了。该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许多数学术语日文表达均属首创，长期被列为日本基础数学的参考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从杭州出发，不断西迁，历经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辗转跋涉五千里，于1940年2月先后抵达贵州遵义、湄潭，并在两地分别建立起浙江大学工学院与浙江大学理学院。陈建功把家眷送往绍兴老家，自己只身随校西行沿途日机轰炸，生活极端困苦，但他的数学研究仍然弦歌不辍。他表示“决不留在沦陷区”，“一定要把数学系办下去，不使其中断”。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陈建功随浙江大学文理学院的一部分并入复旦大学。在教学的同时，他的研究成果和专著不断问世。为便于国人学习苏联，他翻译了ΓM戈鲁辛(Γοлузин)的《单叶函数论的一些问题》、《复变函数的几何理论》和《复变函数论——三十年来的苏联数学》。在他本人多年研究与教学的基础上写成的专著《直交函数级数的和》、《直交函数的傅里叶级数和》(Summation of the Fourier Series of Orthogonal Functions)以及《实变函数论》也相继出版，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随着国际复变函数论研发的发展，陈建功在我国也相继开拓了单叶函数论、复变函数逼近论新的研究方向。对于复平面中具有极光滑境界之区域上的解析函数，他采用法巴(Faber)级数的蔡查罗平均逼近。在一定条件下，逼近偏差可为函数的连续模所控制，从而推进了СЯ阿里毕尔(Альпер)的工作。他还在ρ级整函数逼近以及闵可夫斯基(Minkowski)不等式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50年代末，根据当时科学的发展形势和国家的需要，陈建功在国内率先开拓了拟似共形映照方向的研究。这个方向在国际上始于20世纪20年代，1957年L伯斯(Bers)等人的工作使之进入新阶段。它与偏微分方程的应用相联系，从而引起人们的重视。陈建功关于拟似共形映照函数的赫尔德(Holder)连续性以及线性椭圆型偏微分方程组解的赫尔德连续性的论文发展了国际上的新成果。他还在复旦大学与杭州大学建立起该方向的研究队伍。

1958年，陈建功担任了新建的杭州大学副校长。尽管行政工作繁忙，仍努力从事教学与科研。他将自己研究数十年的三角级数论结合国际上的最新成果，写成专著《三角级数论》，1964年出版了上册。

20世纪60年代，陈建功又在杭州大学培养了一批函数逼近论与三角级数论的年轻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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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面”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12日)，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五、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1984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历任国务院科技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全国科普协会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北京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市科协主任委员、中国科技报研究会理事长。

茅以升在工程教育中，始创启。发式教育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教育改革。他认为教师的责任不仅是授业，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自力学习、自力研究的习惯和能力。他反对把学生当作“受体”的灌注式教学，实行启发式教学，使学生成为“主体”。

他独特的教学方法是通过“考先生来考学生”。每次上课的前十分钟，先指定一名学生，让他就前次学习课程提出一个疑难问题，从学生所提问题的深浅，可知他对课程是否作过深入的钻研和探讨及领会程度。问题提得好，或老师都不能当堂解答的提问者，给满分。如提不出问题，则由另一学生提问，前一学生作答。此法推行后，深受欢迎，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主动学习，思想极为活跃，学业大进。

同时，学生所提问题，能使教师受到启发，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亲自带领教育科学生来听茅以升的课，对他的教学方法评价很高，认为“这的确是个崭新的教学上的革命，是开创了我国教育的一个先例，值得推广”。1962年，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系统整理写成《建设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教育制度》，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好评。

茅以升是中国近代桥梁事业的先躯。他从选择桥梁专业时起，就把培养桥梁建设人才和在祖国江河上修建桥梁视为自己的终身目标。1933年3月，浙江省决定在钱塘江上兴建大桥，以贯通浙江省铁路、公路交通。茅以升辞去舒适的教授工作，接受浙江省的邀请，担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主任委员、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职务。在茅以升亲自主持设计并组织下，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在极其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于1937年11月，建成了钱塘江大桥，其技术达到当时国际水平。这座大桥的建成，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近代化大桥设计和建造的局面，这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中国桥梁史上一个里程碑。鉴于茅以升为中国桥梁建设所做出的突出贡献，1941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授予茅以升荣誉奖章。

茅以升是中国土力学的开拓者，也是我国杰出的科普工作者，他是最早从事科普事业的科学家之一。

茅以升终身奋斗、追求不息，正如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所说，人生征途“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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