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强调要“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

那么，什么样的人会选择回到乡村？近年来，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政策措施。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周黎安表示，目前以人才振兴带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依靠乡村能人（通常是德才兼备的村书记）带领全村村民通过兴办特色产业或高附加值农业致富；二是吸引大学生、退伍军人或农民工返乡创业，或鼓励退休人员回家乡参与建设。“但这两种渠道各有其局限，能否有乡村能人起带领作用对于大多数村庄来说都是可遇不可求的，而鼓励各类人才返乡参加乡村建设则更多依赖于返乡人员的家乡情结，其供给量通常也是有限的。”周黎安道出了其中的难点。

“近年来，在浙江、广东、云南、重庆等地的基层政府积极探索聘请‘乡村CEO’的计划，引入懂农村、善经营、会管理的专业人才或团队参与乡村经营和建设，取得良好效果。”在周黎安看来，乡村CEO聘用制是源自基层政府的创新实践，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多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招聘乡村CEO突破了聚焦本土性人才返乡的传统思路，开辟了鼓励人才下乡的市场化渠道和机制，为人才振兴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抓手。乡村CEO制度通过提供具有明确的岗位职责、工作要求和薪酬待遇，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广揽人才，并通过严格考核和市场化薪酬激励人才。二是乡村CEO制度有助于实现村集体组织的经济管理与非经济管理功能的适度分离，“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改善村社治理结构，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注入内生发展动力。三是乡村CEO广泛实行之后有望在全国形成一个跨地区的专门服务乡村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既扩大年轻人的就业渠道，创造新型职业群体，又引导和鼓励各类城市人才下乡，促进人才等优质生产要素由单向聚集于城市转向城乡双向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周黎安在调研中发现，招聘乡村CEO目前还只在少数地区先行先试，在聘用乡村CEO的过程中也面临一些现实困难和挑战。目前乡村CEO作为一种新型职业群体人才供给严重不足，未来需要加大力度进行培育；如何界定村“两委”与乡村CEO的权责关系，合理设计乡村职业经理人的薪酬待遇并提供配套支持，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和回应。

如何进一步完善推广乡村CEO聘用制度？周黎安表示，我们应系统研究总结当前先行地区推行乡村CEO计划的成功经验，供全国其他地区学习借鉴。为了进一步激励地方积极探索和勇于创新，可以考虑在一些已经积累成功经验的地区设立国家层面的培育乡村CEO先进示范区。同时，鼓励地方政府、高校和企业三方联合，加大力度组织实施对乡村CEO培训计划，为吸引、培养、孵化更多的职业经理人创造条件。如，从涉农的财政资金中划拨一部分专项资金支持乡村CEO参与培训；选择一些具有良好培训条件的高校和企业承办和组织乡村CEO培训计划；发挥人才招聘平台的作用，通过专门开设“乡村CEO招聘”通道，提升求职者与乡村人才需求的匹配度。

此外，周黎安表示，我们还需改革村集体经济的治理结构，厘清村“两委”与乡村CEO的职责分工与协作关系，充分发挥乡村CEO的专长；处理好村集体、村民和乡村CEO团队三者的利益分配关系，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科学评估乡村CEO对村集体资产和收入的增值贡献，在保证村集体经济和村民利益的前提下，合理确定乡村CEO的收入分成比例。“还要鼓励在县级政府层面上聘用乡村CEO，优先派往村集体经济薄弱的地区，支付市场化薪酬的同时为其提供必要的人才扶持政策，如，住房、子女上学、社保缴费、金融扶持等等，增强乡村CEO计划的吸引力，使乡村CEO愿意来、留得住、干得久。”周黎安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