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纪疫情、大国博弈、乌克兰危机等重大变化与科技进步、经济转型、社会变迁、文化发展等因素相互交织叠加,使得能源安全形势更趋复杂严峻。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作出新部署,提出新要求。
去年以来,美国得州大停电事故暴露出美国能源系统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欧洲爆发以电力、天然气短缺为主的区域性能源危机,并通过不同能源品种和国际能源市场间联动效应向全球各地传导。今年乌克兰危机则进一步放大了供应中断风险、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紊乱、引发了价格剧烈波动。全球性能源危机的不断演进正冲击世界经济社会正常运转体系。一方面,能源价格全面飙升导致2022年全球通胀率上升,并创出1991年第三次石油危机后的最高水平,欧美各国通胀率创数十年新高,全球经济下行压力骤增。IMF称,超过60%的低收入国家正在或即将陷入债务困境,2023年全球超过1/3的国家经济将下滑。另一方面,欧洲及多地民众陷入一场持续升级的生活成本危机。截至2022年8月底,尽管欧洲各国政府已累计发放2760亿美元的能源补贴,但仍将有数千万欧洲家庭无法负担取暖费用,英国民众的能源账单预计达到上一年的3倍以上,半数家庭因此陷入“能源贫困”。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在疫情、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四重打击”下,两年来全球低收入人口增加约7000万。
与国际形势相比,中国的表现可谓“风景独好”。尽管油气对外依存度高,但我国能源整体自给率保持在80%以上,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能源供应体系和以人民为中心的能源价格机制,实现了国内能源供应的充足可靠和价格的稳定可控,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应对危机方面的优越性。
为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出如下建议:
一、坚持发挥制度优势,不断完善中国特色能源安全保障体系。一是构建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资源保障制度体系。将战略资源供应安全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安全的高度,对外强化与主要资源国的经贸、政治、军事联系交流,拉紧油气以及关键矿物进口的利益纽带;对内构建国家主导、企业支撑的战略资源管理体系。设立国家战略资源管理的专门机构,组织制定战略资源国家战略规划,针对不同矿物、不同资源国制定风险预案,协调关键矿物政策和规划计划。完善政策法规及产业保障措施,通过财税优惠等方式,引导优质社会资本参与对关键矿物的开发利用,降低国内资源开采成本,加大国外优质资源获取力度。二是更好发挥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基础性保障作用。持续完善油气行业支持政策,加大对非常规油气和难动用储量的补贴力度;保障油气勘探用海用地需求,协助解决军事/通航受限区内油气田开发以及探矿权退减问题,完善对非常规、难动用储量的财税政策;加大石油企业间油气区块的流转,完善技术标准体系,促进地质资源共享。完善能源企业保供稳价相关政策,扩大能源保供基金支持范围,对三大石油央企高价进口天然气和炼油环节亏损予以融资支持;对央企保供所产生的亏损采取差异化考核;对履行保供责任的油气进口和加工企业给予税费减免。三是持续深入推动能源领域市场化改革。深化电力体制和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突出市场对供需的调节作用,提升能源供需弹性。加快建立更加开放多元的“X+1+X”能源市场格局,以经济手段调动多元市场主体参与调峰和保供的积极性。加强需求侧管理的手段和能力,建立可中断用户的价格补偿机制,推进非公益性用能价格市场化,鼓励企业间以长协方式建立与成本接轨的定价机制。
二、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夯实国内“压舱石”能源安全基础。一是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发展超低排放燃煤发电,加快现役燃煤机组升级改造,逐步提高电煤在煤炭消费中的比重,推进煤电节能减排升级改造。推进煤电科技进步,提高燃煤发电效率。推进煤炭分质分级梯级利用,鼓励发展煤基多联产项目。推广应用高效节能环保型锅炉,加速淘汰落后锅炉,分阶段、分地区淘汰20蒸吨/小时及以下的燃煤锅炉;鼓励发展热电联供、集中供热等供热方式。二是打造油气原创技术策源地。牢牢把握原创技术策源地内涵要义,以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为出发点,科学布局策源地建设工作。着力强化基础性、紧迫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布局攻关,集聚创新要素、深化协同创新、促进成果转化、优化创新生态,稳步推进涵盖核心技术、关键装备、集成应用、标准规范、检测检验等自主可控的油气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支撑构建我国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油气产业链、供应链。重点攻关深层、深水、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技术与核心技术装备,实现核心装备国产化,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技术策源地。
三、有序有效推进能源转型,构建好能源发展新格局。一是坚持“先立后破”,稳妥保障能源安全。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积极落实“1+N”能源政策体系的部署要求,坚持能源发展先立后破原则,处理好化石能源逐步退出与新能源有序接替的问题,积极应对能源消费总量增长对能源清洁低碳发展的挑战,统筹推进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的关系,加快推进“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以恰当的能源组合实现传统化石能源向新能源的过渡。二是以“双碳”目标为牵引,充分发挥好各能源品种的优势,构建能源发展新格局。明确煤炭兜底保障能源定位,推动需求稳步下降;大力发展石油化工,进一步突出石油的原料属性;更好发挥天然气清洁、灵活优势,打造支撑新能源发展最佳伙伴;注重“储能调峰”和“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发展,稳健推进剩余水电资源开发。三是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创新核电技术与利用方式。充分利用现有产业能力,合理确定核电站布局和开发时序,保持平稳建设节奏。稳步提高核电在我国能源电力结构中的比重,有力提升我国能源安全保障水平。同时,加强基础研究和先进核电技术研发,提升核燃料循环前后端能力,突破后处理技术瓶颈。
四、加强国际合作,发挥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作用。一是以“一带一路”为重点,加大国际能源合作力度。聚焦“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和重点项目,深入推进与主要油气资源国的合作,巩固并提升国外油气资源掌控能力。通过在资源、技术、资本等领域开展全产业链深度合作,保障海外油气项目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带动中国能源装备、技术、标准和服务协同“走出去”,打造中国品牌。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提升我国在油气资源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二是关注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推进能源贸易多元化。在维持好现有进口来源国的基础上,通过能源外交,拓展进口新渠道,扩大贸易量,提升自主可控资源规模,减少对单一国家和地区的过度依赖。重点加强与中亚-俄罗斯地区国家的油气开发合作,优化进口来源结构,保障国家进口稳定与安全。推进海外能源资源运输渠道多元化,鼓励国内外天然气进口商合作,通过联合采购等方式拓展保供渠道。
(作者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