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共产党在正道上行

　　马叙伦（前排右一）陪同毛泽东走进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会场

1956年8月，民进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马叙伦致开幕词，周建人作工作报告，王绍鏊作《章程》修改草案的说明。会议在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制订了民进工作的方针与任务。

1949年2月，中共中央特派林伯渠到沈阳迎接民主人士入关。行前，周恩来特意写了这封信，欢迎马叙伦、许广平到北平共商国是，并委托林伯渠转交。

“在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定政治信念和立场，始终在正道上行。”2022年12月18日，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在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民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性质定位，不忘合作初心，深化政治交接，践行优良传统，不断团结奋进。

民进成立70多年来，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坚持立会为公是民进的优良传统。

在爱国民主运动中诞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面对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从人民愿望出发，按照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线，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国民党则推行独裁统治，妄图消灭共产党，为发动内战做准备。

当时，中共中央曾决定将《新华日报》总社迁到上海，在南京设立分社，但由于国民党的破坏，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后来，由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或由爱国进步人士出面，创办了一批民主刊物，如《周报》《民主》《文萃》等。其中，《民主》《周报》对民进的成立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民主》周刊创刊于1945年10月23日，由徐伯昕邀请郑振铎任主编，编辑有地下党员蒋天佐、艾寒松等，编委有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董秋斯、罗稷南等（都是民进早期成员）。《周报》创刊于1945年9月8日，是上海抗战胜利后最早诞生的民主刊物，唐弢、柯灵主编，刘哲民为发行人（也都是民进早期成员）。以《周报》和《民主》两个刊物为阵地，马叙伦（民进的重要创始人）周围汇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如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傅雷、严景耀、董秋斯、罗稷南及郭沫若、柳亚子、宦乡、夏衍等。这些人的联系日益密切，关系也相对固定，于是成了一支有一定影响力的爱国民主力量。

与此同时，在后来成为民进重要创始人的王绍鏊周围，也集结了一批上海工商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抗战胜利后，王绍鏊全力投入反对蒋介石的爱国民主运动。王绍鏊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以工商界人士的身份开展工作，与上海各界爱国民主人士都有联系，在工商界、文化界和一些社会团体中有一定影响。王绍鏊以及陈巳生、谢仁冰、刘树梅、张纪元等人，早在抗战期间就经常在谢仁冰家秘密聚会，讨论抗日救国之计。抗战胜利后，王绍鏊又扩大联系了赵朴初、林汉达、梅达君、曹鸿翥、朱绍文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

共同的奋斗目标，现实斗争的需要，使这两支队伍走到了一起。经过协商研究，双方一致同意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这个组织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为宗旨，取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

成为共产党的亲密战友

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由延安飞到重庆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谈了40多天。这一伟大行动，不仅鼓舞了全国人民，而且震动了全世界。《民主》周刊配合中国共产党制止内战、实现和平的斗争，在“创刊词”中公开声明：要求联合全国人民，缔造强大、自由、民主的新中国。郑振铎在创刊号上著文《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强调“国民党已到了还政于民的时候，不管前途有什么绊脚石，这个时期终究要走到的”。周建人发出了《论人民应该多说话》的呼声，接着文章指向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说“法西斯是反自由、反民主的恶魔”，为了人民的幸福，社会的进步，民族的生存，“不得不与胜利后的法西斯残余势力作斗争”。这些言论像一把把匕首，刺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脏。

1946年2月10日，旧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协议墨迹未干，就在重庆发生了校场口事件，郭沫若、李公朴、马寅初、施复亮等民主斗士和新闻记者60多人被打伤，这就是举国瞩目的“陪都血案”。郑振铎、马叙伦、周建人在《民主》周刊第十八期分别发表了《民权到底有保障没有？》《重庆有我们的中央政府吗？》《惩办暴徒与防止法西斯卷土重来》等文章，指出“陪都血案”的制造者就是国民党当局，对其假和平的阴谋揭露得淋漓尽致。

1946年4月，发生了“南通惨案”，《国民日报》记者孙天平被国民党特务残害，第二天发现尸体浮在江边，手脚被铁链紧紧捆住，并被缚以大石，眼鼻被挖，形状极惨。《民主》周刊第二十六期以醒目标题发表了《南通血案抗议》一文，指出“这是地狱里的新闻”绝非“来自人间”，国民党统治区是人间地狱已经昭然。

1946年6月，上海市人民团体代表马叙伦、蒉延芳、雷洁琼、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阎宝航、吴耀宗、陈震中等到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车到下关，请愿代表被暴徒层层围困殴打，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受重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

“下关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共驻南京代表周恩来在国、共、美三方（即军调三人小组）会议上，正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提出六点要求：1.严惩肇事凶犯；2.追究治安机关之责任并予惩处；3.撤销军统、中统等特务机构，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4.人民团体和个人有请愿申诉之权利；5.受伤代表之医药费及个人之损失由政府支付赔偿；6.保证上海来京代表的自由及安全。

中共代表团还给马叙伦等8位上海人民团体的代表写了慰问信，对他们“莅京请愿，不顾特务暴徒之威吓殴辱，坚持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至诚至勇”的行为，表示感佩。同时对代表们的和平呼吁作出诚恳的答复：“中共对当前国事主张，要无条件停止内战，奠定长期和平，实施政协决议、整军方案，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而致中国于统一富强之基。目前为争取长期停战，已作极大之让步，虽尚未获得协议，仍当与全国人民一致继续为和平而奋斗，不达目的，誓不休止。”

中共代表团并请上海人民代表“以此意转达上海各界团体人士，并望再接再厉为实现和平民主而努力”。不久，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从延安发电报给马叙伦等，表示亲切慰问：

南京周恩来同志转上海人民团体请愿代表马叙伦、蒉延芳、包达三、盛丕华、吴耀宗、张絅伯、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诸先生公鉴：

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重！

毛泽东 朱德

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叶剑英等，延安的陆定一，解放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以及解放区文化界周扬、丁玲等，都发电报或写信慰问受伤代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残酷镇压人民的罪行；陕甘宁边区、晋绥解放区和张家口等地的各群众团体纷纷举行集会，一致声讨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电慰和声援马叙伦等受伤代表。

参加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在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5日，马叙伦、王绍鏊和民革、民盟、致公、农工、救国会、民促、民联等团体领导人以及无党派代表郭沫若等积极响应，在香港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

同时，民进在香港还单独发表宣言，首次公开庄严宣布民进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据《民进会史资料选辑第四辑》记载，民进在与其他党派联名公开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同时，还在香港单独发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宣言》(下称《宣言》)。指出：“五一口号”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舵向的指标。

这一《宣言》，是民进重要的历史性文件。它首次公开庄严宣布民进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这是民进在中国“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灭，中间没有任何第三种路径可循进的”斗争实践中，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它标志了民进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一个质的变化。《宣言》指出：“正在中国反动的‘国大’活剧演完之后，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五一口号’廿三条，把实现中国新民主国家的具体任务，完全无缺地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五一’(口号)廿三条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舵向的指标，中国的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就是要团结在这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以奠定我们子子孙孙万世太平的始基，要不然，就要自暴自弃，甘为历史的车轮所碾碎。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灭，中间没有任何第三种路径可循进的。”

走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

要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号召，首先要统一对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性质的认识。1948年5月中旬，马叙伦在《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中，将新政协与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作了比较，指出两者有质的不同。他说，重庆政协会议“是民主和反民主、伪民主的妥协。”而“这次的政协，是民主方面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自己互相商量‘国是’，取得一个协议，只是‘和衷共济’的而不是妥协的”“上次政协是反民主的反动集团的主体，而伪民主派也参加了的，这次是民主阵线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当然的领导者”。对参加新政协民主党派的标准，马叙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无疑的是一贯主张民主，而且有工作表现，有群众的拥护，可以代表全国性的政治团体。”这些意见，得到了在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一致认同。

1948年6月26日，民进在港理事根据各党派星期座谈会的要求，讨论了新政协的召开时间、地点及召集人、代表资格等问题。马叙伦等提出新政协的召开地点应在解放区，以关内有安全保障处为适宜；关于召集人，大家一致认为“当然由中共担任”，同时提出“可由各党派授权中共召集之形式出之”；对于代表资格，主张不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或社会贤达，都必须以其对现阶段民主运动的实际态度和贡献为原则。这些主张，在各党派星期座谈会上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并成为各党派的共同意见。

7月17日，民进在港理事召开会议，讨论新政协施政纲要。7月31日，民进在港理事会议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这一文件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民进对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政治主张。文件首先指出，民进认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是：“1.加强人民革命统一战线之团结与其力量；2.筹备各革命阶级民主联合政权之施政纲领；3.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民主联合政府(临时性的)。”

根据第一项要求，民进提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应该采取一致行动，订立反对中途妥协以及在各自的斗争中尽可能灵活运用民主政略，配合军事，以期迅速完成人民革命之任务的行动公约。

根据第二项任务的要求，民进提出了对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这项纲领分总则、人民权力、政治、军事、财政及经济、外交、教育、交通、社会等九部分。

在总则中，民进明确指出：“人民民主革命之彻底完成，必须无产阶级及其党之领导。”

1949年1月22日，民进发表《为争取永久和平宣言》，宣布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

“因为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们”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中国民主促进会经过民主协商，推举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为正式代表，严景耀为候补代表，出席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赵朴初作为宗教界代表、郑振铎作为文联代表、葛志成作为教育界的候补代表、冯少山作为工商界的候补代表出席了大会。另外，当时还不是民进会员的叶圣陶，作为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的代表也出席了新政协会议。马叙伦被推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

9月25日，民进首席代表马叙伦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中表示，要“用最大的努力，从事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共同建立光辉灿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中国人民历来受封建势力的压迫，一百多年来，更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各阶层的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都受到它的迫害，因此，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反抗性和革命性。可是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资产阶级也曾经发动过革命，但是一旦政权在手，就跟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而且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压迫人民，屠杀人民，剥削人民。现在可不同了，我们已经形成了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我们不但得到了胜利，而且能够巩固这个胜利，开始建设新中国。这是有保证的，因为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们。”

新中国成立后，民进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为纲领，制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宪法为准则，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在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后，民进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提倡尊师重教，维护人民教师的合法权益，面向社会开展讲学办学、科技咨询、智力扶贫等大量工作，积极为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献计出力。

中共十八大以来，民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弘扬优良传统，践行“四新”“三好”要求，以思想政治建设为引领，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立会为公、参政为民，发挥特色优势，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圆满完成对口湖南的脱贫攻坚民主监督，顺利开启对口江西的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广泛开展公益活动，全力参与抗疫救灾。以教育文化为纽带推进与台港澳交流交往，为争取人心发挥了积极作用。认真贯彻落实参政党建设系列文件精神，扎实推进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履职能力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自身建设迈上新台阶。

民进中央历任主席是马叙伦、周建人、叶圣陶、雷洁琼、许嘉璐、严隽琪，现任主席是蔡达峰。

截至2022年10月，民进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有会员19.2万人。

（作者：毛梦溪 民进中央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