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庆文：敬佩，献给充满智慧的先民

开栏的话

近半年来，无论在全国政协委员线上读书群里还是在线下交流中，中华文明溯源都是一个热点话题。为此，“中华文明探源·何以中国”系列报道特开设“文明探源·委员漫谈”专栏，约请委员们分享他们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与特质的思考和学习心得。

我是一个正宗的理科生，对于观测实验、模型分析等较为熟悉，对于历史并不擅长，从某种意义上说，依然停留在中学时代所学知识的水平上，对于考古这样专业性更强的领域更是十分陌生。只是在2005年从事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研究之后，才开始对农业历史、农业考古有所关注，也才有机会认识了一些业界大咖，有机会到一些考古遗址地进行考察学习。

但说实话，和这些业界大咖交流中，更多的是听他们不厌其烦地用尽可能通俗的语言向我介绍他们的研究发现，而无法实现我所熟悉领域里的“平等对话”，在一些考古遗址进行考察的时候，常常努力让自己静下来，使劲“冥思苦想”，努力将今天看到的景象与数千上万年前我们的先辈的生活劳作以及数千上万年以来他们生活劳作的变化联系起来。

这是一件非常困难、富有挑战也特有意思的事情。在江西万年的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我努力想象1万~1.2万年前，生活在那里的先民如何走出山洞开始人工驯化野生稻，并逐渐培育出地方品种“坞源早”，直到发展为今天的“万年贡米”，衍生出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万年稻作习俗”。在内蒙古敖汉的兴隆洼和兴隆沟遗址，我努力想象8000年前，生活在那里的先民如何在干旱、贫瘠的农牧交错带将野生狗尾草驯化成至今仍然在种植着的谷子，并衍生出一系列旱作农业技术和民间习俗。这些地方不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和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还分别于2010年和2012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中国提名的“良渚古城遗址”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许多人都关注到，良渚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完整而庞大的考古遗址之一，是人类创造性天才杰作的代表及早期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范例，是一种消逝的文化的独特见证，又与现行传统、思想、信仰及艺术有较大关联，是传统的人类居住地的杰出范例，同时还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的一片“圣地”。

因为从事专业领域的缘故，我更关注良渚遗址以及良渚文化中所展现的农耕文化，并基于这些考古发现，进行穿越时空的想象：5000年前，以稻作生产为主的良渚人是如何从事农业生产的？他们的稻作生产与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1万年前的上山文化时期的稻作生产有什么联系？广泛分布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所展示的农耕文化与今日依然存在于这一地区并极富地域特色的稻作生产、蚕桑丝绸、桑基鱼塘等有什么关系？

良渚文化遗址所发现的稻米遗存并非现知最早的稻米文化遗存，但考古学家在良渚文化的稻米中区分出了籼稻和粳稻、发现了规模庞大的稻米储存，以及石犁和耘田器等所反映的更加精细的耕作管理技术和水利工程，证明了这已是一个以稻作文明为基础的原始国家。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包括丝线、麻布等在内的纺织品遗存，特别是一块被鉴定为最早的“绢织物”的纺织品，材质是经过缫制的家蚕丝，其经纬密度达到每平方寸120根，说明良渚文化时期已经掌握了相当发达的养蚕和纺织技术，也足以说明这里应当是丝织技术的发源地。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灌溉设施，很好证明了先民们在特殊地理条件下对于水资源管理、农业灌溉和洪水灾害的控制能力。

通过这些考古遗址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我们更加为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农耕文明而自豪，也更加敬佩先民充满智慧的创造。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