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灵动的哲学，哲学是活着的灵魂。孔夫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学点哲学，一生受益，一路如歌。
哲学，马克思称“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
曾几何时，“哲学”一度变成令人陌生和讨厌的字眼。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人民的艰苦努力，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哲学才随之得到解放，洗刷掉抹在身上的污秽，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以它不朽的生命和灿烂的光华，日益吸引着广大青年。
但是，与其说哲学吸引青年，不如说青年们自己在寻找哲学。这里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动乱的阵痛中，必然孕育着、产生着思考的一代，奋起的一代，这是历史的必然。
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我们由于继承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先驱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成果，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且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中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在哲学上演奏第一提琴，奏出时代的华丽乐章。
如此说，并不是反对青年们去比较、鉴别、探索。既然我们的前辈正是靠他们自己的探索与思考而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这一代青年又何尝不可以通过自己的探索和思考而得出同样的结论？此番的皈依，比起幼时的听信，来得坚定、深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目标。但这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遭遇的风险挑战接踵而至，浪急风高，有时甚至是惊涛骇浪，其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我们要谨防蹈入颠覆性陷阱，绝不能去犯颠覆性错误。我们现在是“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必须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我们需要更有战略定力，以正确的战略策略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我们也需要更有哲学头脑，“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每临大事有静气，每遇风险靠定力，每逢迷雾讲哲学。哲学的头脑和眼光，善于以大历史观环顾世界。日前，从线上全国政协委员读书群里，看到外媒报道：俄乌战事陷入胶着状态，俄外长拉夫罗夫敦促全世界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舞台。在拉夫罗夫看来，一个人们必须作出抉择的历史阶段已经到来。要么遵循西方强加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其中只有一条规则：听从华盛顿的命令，继续屈从美国霸权，否则受到惩罚。要么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即联合国基于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建设一个公平的新世界。的确，以往决定国际秩序的主要因素是大国主导，甚至是霸权；如今，基于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国际关系范式正在走向基于“命运共同体”的新秩序。这种思想理念，以我们中国倡议的“共享的未来”为引领，要构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的和平与稳定。
在此，哲学的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又显现了。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类危机呼唤人本主义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继承和发扬。新时代对人本主义的呼唤，需要对传统人本精神继承吸收，发扬其积极成果又要革故鼎新。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近代人本主义多强调作为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尊重人的本能欲望，虽然催生了迅猛发展的经济，也造就了极端膨胀的个人。面对第一次文艺复兴遗留下来的膨胀了的个人，新的文明复兴，要建造和谐的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既巩固第一次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积极成果，又要对其过分的运用有所克制。当西方文明以霸权的形式推行其价值观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导致生态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当西方文明过分强调物质、商业和市场利益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潮流，就是新文明复兴；这种新型关系的旗帜，就是新人文主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促进新文明复兴，建设新人文主义。“天人合一、天人相通，民本为上、厚德载物，以仁为本、以和为贵，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天道”观念，乃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由此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要在哲学上高举起迎接新文明复兴、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把握住新人文主义的话语权，在哲学上演奏第一提琴，使冷战战略、冷战思维彻底成为历史，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为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同时，也就为中华民族赢得和延长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期。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叶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