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从北京到上海一线采访。外卖骑手是我们在疫情期间重点关注的群体之一。用上海商务委有关负责人在发布会的说法，他们是“上海市生活物资保供的重要力量”。在我先后遇到的40多位骑手中，林贵明（化名）起初是比较孤单的一位。
林贵明30岁出头，在桥洞下的骑手中属于年龄比较大的，家里有3个孩子。到上海前，他和妻子在老家卖鱼。这几年，鱼的销量上不去。“赚不了多少钱，想来这边提高一点收入。”
在挣钱养活妻小的基础上，“存下一点钱”——这是他到上海的最大目标。林贵明说，虽然大城市开销大，但是，节省一点的话，还是能存下钱的，毕竟“大城市的收入比老家高”。
为了存更多的钱，他把每日的开销控制在生存必需品上。不抽烟、不喝酒，租的床位房一天30元、吃饭一天40多元，即使在外跑单时，“基本不买水，带着烧开后的水喝”，加上租电瓶费、手机话费等，个人支出每月3000多元。
刚到上海时，他原打算做个小生意，比如继续卖鱼，但是看过房租后打消了这一念头。
第二个计划是去跑运输，他有可以开货车的驾照和资格证。但经过考察，他发现：“开货车工资也不是很高，跟老家差不多。”他最大的一项支出是买电动车。刚送外卖时，他从车行租车。后来，他花6000元买了一辆车，但是也要租电瓶，方便随时到充电站更换。然而，送外卖第一天，他就赔了，那天的一单外卖中有几份麻辣汤，汤水比较多，“不小心洒出去了”。
在疫情期间送货，他最担心车和手机损坏，因为很难找到地方修。有一次取完货时，手机滑落，摔坏了屏幕，“只看得到屏幕上的时间”。
手机是骑手工作的核心，平台接单、接打电话、地图导航都用手机。疫情期间，骑手需要出示核酸阴性证明、通行证等电子证明。一个同行帮他找到一家暂停营业的二手手机店，对方从门缝里塞过来一部手机——“850元，没涨价。”
因为封控，他不能回原来住的小区，妻子很担心他，几乎每天晚上发视频问“怎么样了？能回去了吗？”他告诉妻子：“上海还好，没那么严重，过得还行，很健康。”
在不确定的生活状态下，他只得努力奋斗。疫情期间，他送货最多的一次是帮街道为居民“送药”，和十几名骑手从一个集中点配送到当地小区。由于药品重量轻、数量大，“我们又想多送，堆得比较高”，林贵明骑在车上，货物堆高到胸前和背后，经常掉落，他停下固定两三次才送到。虽然那天比较辛苦，但他感觉很有价值，送那么多药，能帮到不少人。
按照要求，林贵明每天去医院参加核酸检测。4月19日晚，他在送货路上，收到电话通知：核酸阳性，原地别动、等待转运。
他打开健康码，核酸结果为待上传状态。他不知为何“阳性”了，身体也没有任何症状：与商家、顾客没有接触，货物取放都在专用点位，“无接触配送”，小区保安和志愿者也会给货物消毒。来不及回想这些，他在路边停好车，打电话告知顾客以及桥下的骑手这一突发情况。他很愧疚。
所幸，与他近距离接触的骑手至今均为阴性。这让他感到安心，“没有牵连别人。”他在原地待了两个晚上等来转运。其间，他的骑手同行把被褥送来，并给他送来吃的，隔着几十米放在路边。
到方舱后，他反而踏实了，有床睡觉、有热饭吃，有地方住，经历降雨降温，“身体有点受不住”。
核酸检测两次为阴性后，4月26日，他走出方舱，依然没回小区。新闻上说，6月1日，上海将进入“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段”。他在等待那天，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回到租住的床位。“累，想睡个好觉。”
“我短期不会离开上海。”林贵明说，他要继续做骑手，养老婆孩子，存一些钱。
耿学清（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