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新晋千万人口城市，为什么都与高铁有关
长沙 图片来源：Unsplash
近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发布后，各地人口数据相继公布。统计结果显示，过去十年，武汉、杭州、西安、长沙、青岛、东莞等地区的人口突破一千万，跻身“千万人口城市俱乐部”，保定、南阳等地则因人口减少而跌出此俱乐部。
当然，严格来说，这些新晋人口突破千万的，大多只是中国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地区，而非传统意义上讲的城市（即以主城区来算）。过去十年新晋千万人口的以上城市中，只有武汉、东莞是“无县城市”，其余均还有下辖县或代管县级市。
此轮“千万人口城市俱乐部”的大洗牌，意味着“强省会”战略和“大交通”战略取得成效。
“强省会”下的人口转移
“强省会”战略源于各省会城市的首位度排名。
根据2020年的省会城市首位度排名显示，济南、南京、石家庄、郑州、广州等城市的首位度相对靠后。过去十年，这些城市纷纷提出了提高首位度的“强省会”战略。
城市首位度低，本质上是中心城市的龙头带动作用较弱。这不仅包括省会城市，还包括青岛这类副省级城市。2018年，中央在对10个副省级城市巡视后，对哈尔滨、南京、厦门、青岛等城市的“省会城市龙头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带动引领不够”等问题提出了批评。
强如广州这样的省会城市，也在其“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强化广州省会城市功能，提升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发展能级”。2020年广州的首位度为22.6%，在27个省会城市排名中位居第20。
近年，更多的省份提出了“举全省之力”发展省会城市的战略。
同时，弱省会城市正在想方设法强化、提升能级，其中一个手段就是区划调整。比如，2011年安徽省“三分巢湖”，做大了合肥。2019年，济南合并莱芜，令其面积、人口以及经济总量都得到增加。
城市不够大就很难强。过去十年，正是“大城市”“强省会”战略发力的时代。即便是首位度高的成都和西安，也先后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或划转或代管，扩大了城市的发展空间，加速了经济、人口等的增长。
推动实现“无县城市”也是做大做强的一个方式。在四大一线城市的“无县化”之后，武汉、南京等强二线城市也逐渐实现了“无县化”。这些年，长沙、郑州等城市也有下辖县市“撤县设区”向“无县”状态靠拢的趋势。
对于大城市来说，撤县（市）设区后，全市的经济总量、土地、人口、空间资源都将进一步提升。这一举动也从2011年开始加速。
南京、广州等城市正是得益于“无县化”后的公共服务统一，实现了市内各区通地铁。
吸引人才也是“强省会”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2017年初武汉出台“引才”措施后，西安、天津、石家庄、杭州等地利用降低落户门槛等方式，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人才抢夺战”。
效果是很明显的。过去十年间，杭州常住人口增加了323.56万人；郑州总人口跃升至1260万人，且增量达到近400万人；西安人口总量达1295.29万人，比2010年增加448.51万人；长沙人口实现了42.6%的增长。
“大交通”下的集聚效应
与“强省会”战略匹配的则是“大交通”战略。
对于石家庄、郑州这类“火车拉来的省会城市”而言，交通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无疑非常显著。
过去十年，新增的千万人口城市几乎都是高铁枢纽城市，比如西安、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等。尤其是长沙，在高铁时代，成为京广高铁、沪昆高铁的十字交叉城市，一跃成为国家级高铁枢纽城市。
“和谐号”动车驶过。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长沙人口首次突破千万大关的同时，湖南各城市人口也出现了变化。在湖南14个市州中，有8个处于人口负增长状态。其中，益阳人口减少10.7%，岳阳、常德、邵阳、衡阳人口降幅也均在7%上下，而这些城市都在高铁沿线。
曾有一项专门针对高铁“虹吸效应”的研究显示，在对36个已开通高铁的三四线样本城市的研究中，发现有21个城市常住人口的占比出现下降，沿江通道高达70%的城市的比重变化为负值。
这个研究反映出高铁建成之后，这些城市出现了人口向外扩散的迹象。沿江通道主要行经中西部省份，沿线合肥、武汉、成都等少数几个中心城市，集聚了周边的资源优势，具有吸纳人口的天然优势，成为高铁建设的受益者。
千万人口城市基本进入“GDP万亿俱乐部”
这些年，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了城市群、都市圈时代。那些尚处于都市圈形成阶段的核心城市、中心城市、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的吸纳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高铁加速了这一集聚效应。
在“强省会”和“大交通”的背景下，千万人口城市的形成容易理解。除了前述长沙人口增长和湖南省内其他多个城市人口缩减外，陕西11个城市也有7个人口总量下降；云南16个州市中则有11个人口负增长。
当然，人口增量的逆袭离不开经济的发展。过去十年人口突破千万的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也基本挤入了“GDP万亿俱乐部”。
最明显的例子是人口接近千万的合肥，其在区划调整后，经济发展连续超车，跻身省会经济总量“十强”，人口数量也出现大幅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