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推动经济稳定复苏重在扩大消费

今年以来，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都走在世界前列。同时也要看到，经济恢复仍不平衡，需求恢复滞后于供给，消费恢复滞后于出口和投资。扩大消费，不仅对巩固经济稳定复苏态势，而且对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都有重要意义。

第一，消费恢复滞后影响经济稳定复苏。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经济运行积极变化明显增多。

出口形势明显好于预期。得益于我国较早控制住疫情和国际市场部分订单向我国转移，三季度我国出口增速明显加快，按人民币计价三季度出口增长10.2%，实现两位数增长。前三季度出口同比增长1.8%，明显高于同期全球贸易增速，占全球市场份额进一步上升。

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回暖。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转正，同比增长0.8%。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也已转正，同比增长0.2%。随着资金到位情况继续改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将继续回升。

消费恢复明显滞后。虽然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已经转正，但前三季度累计增速仍下降7.2%。其中，商品零售额下降5.1%，餐饮收入额下降23.9%。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然为负。

消费是最终需求。消费恢复滞后不仅会影响到投资和生产，还将最终影响到经济稳定复苏。在外贸出口增长随着订单转移量减少而回归常态，投资恢复仍受到制造业和民间投资恢复偏慢制约的情况下，推动经济稳定复苏，必须更加注重扩大消费，

第二，消费受到疫情冲击和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

消费恢复滞后，即有受到疫情冲击带来的周期性因素的影响，也有受到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制约的影响。

一是疫情抑制消费倾向和未来预期。受疫情冲击带来的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仅为0.6%，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实际下降6.6%。与此同时，居民储蓄水平有所提高，这除了服务消费尚未完全恢复带来的被动性储蓄增加外，主要是受到未来收入预期和预防性储蓄增加的影响。

二是低收入群体消费下降更为明显。这次疫情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低收入群体冲击更大。从调查数据看，月薪4000元以下职位招聘数量同比下降近三成，比平均水平低约两成。年收入10万元以下家庭消费显著下降，而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家庭消费回升较快。

三是居民负债水平上升挤出消费。近年来，随着居民个人住房贷款快速增长，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居民部门杠杆率攀升往往伴随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大幅回落。按国际可比口径，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已达到65%左右。这对最终消费会形成较强的挤出效应。

四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影响消费。据《中国居民收入年度报告（2019）》的数据，按城镇居民五等分组，高低收入组差别从2017年5.6倍扩大的5.9倍。收入差距扩大，特别是边际消费倾向更强的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偏低，对扩大消费形成明显制约。

此外，宏观政策偏重激励供给和促进投资，对消费激励重视不够，也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

第三，把扩大消费作为推动经济稳定复苏的重要途径。

有效扩大消费既要关注疫情冲击的短期影响，也要注重解决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

一是把稳就业放在优先位置。保企业、稳就业，才能保障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消费才有更大空间。稳就业，既要重视稳定现有就业岗位，更要鼓励发展多元化新就业形态，最大限度扩大就业空间。

二是加大促进消费的政策力度。财政政策要增加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和消费激励措施，并加快餐饮、住宿、旅游、文体、培训等服务业复业，推动生活服务业线上线下融合，促进消费回升。

三是坚持“房住不炒”政策。从以往经验看，货币政策放松往往带来房价大幅上升压力。这就要求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监管，严控信贷资金过多流向房地产市场，降低高房价和居民高杠杆对消费的挤出效应。

四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我国农民工已经占4.2亿城镇就业总人口的近70%。研究表明，如果农民工按照城市居民消费方式消费，人均消费支出将增长27%，这对扩大消费意义重大。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

五是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要进一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再分配要扩大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保障覆盖面，简化社保参与、转移接续等手续，逐步实现全民社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