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实施情况报告日前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这是慈善法自2016年9月1日实施以来的首个执法检查报告。报告在肯定我国慈善事业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我国慈善事业在应对新挑战、建立应急机制等多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对此，连日来专家学者及公益机构负责人纷纷献计献策，启动慈善法修法程序的呼声日益响亮。
网络慈善急需加强规范
立法之初就被业界寄予厚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于颁布实施4年多后迎来首次“大考”。
在全面了解慈善法实施情况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慈善法执法检查组重点检查了配套法规规章制订、慈善组织设立和发展、慈善募捐和捐赠、慈善服务、慈善信息公开、慈善促进措施制定及落实、慈善监管工作开展等情况。
慈善法实施情况报告（简称报告）显示，慈善法实施4年多以来，我国慈善力量有序增长，慈善活动逐步规范，慈善功能有效发挥，慈善服务专业化、规模化趋势明显，其中网络慈善的蓬勃发展格外引人瞩目。
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共有108.76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活动。仅腾讯“99公益日”，今年的互动人次高达18.99亿，募得善款30.44亿元。
执法检查组发现，与慈善组织的公开募捐相比，个人求助依靠社交媒体快速传播，更容易触及群众，有额小量大的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个人求助不属于慈善募捐、不在慈善法规制范围，相关的管理规定不够完善，存在管理漏洞。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说，针对个人求助，目前主要是通过引导其加强行业自律等方式，推动其自我管理和自我规范。
“慈善法制定时，网络慈善等新的慈善形态在实践中的表现还不够充分，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慈善为社会公众所熟知，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坦言，网络慈善有着充沛的活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但若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制与政策支持，可能因部分不良个案而使整体受到损害。
郑功成建议，应适时修改慈善法来弥补网络慈善活动缺乏法律规制的局面，明确网络慈善活动的定义与边界、网络募捐行为的规则、网络平台的相应责任，禁止以慈善为名的网络慈善欺诈。
建立应急机制强化协调合作
在慈善法中，明确了6类活动属于慈善活动。其中就包括救助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
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慈善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报告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各级慈善组织共接受社会各界抗疫捐款396.27亿元，抗疫急需物资10.9亿件，捐赠款物（含物资折价）接近各级财政抗疫总投入资金的四分之一。
但报告也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救助中，政府部门与慈善力量缺乏应急协调机制。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状态下，慈善组织缺乏信息共享和管理平台、物资储备和资源调度机制，导致运行效率低、信息披露不及时、捐赠款物处置迟缓、志愿服务统筹不够等情况。
“突发事件应对中，到底有哪些机制要构建？尤其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协调机制如何构建？政府跟慈善组织关系到底如何？政府部门究竟能不能公开募捐或者接受捐赠？政府是否可以直接征收慈善组织的应急物资？慈善法仅仅有一个条文对这些有所涉及，远远不能满足应急状态下的秩序需求。”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直言。
“慈善之所以成为一项伟大的社会事业，关键在于它不再是零星的、传统的爱心善意的释放，而是基于社会结构变化与社会分工发达的要求，不断成就的有规模的、专业化的社会资源配置行为，从而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提供有效支撑。”郑功成表示，慈善法确立的慈善制度不仅需要不断修订与完善，且需要与其他相关制度建设保持适应性。
在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福清看来，面对疫情，慈善力量在动员社会爱心资源、满足社区群众基本需求、维护稳定与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但也暴露出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经验不足、能力欠缺的问题，应该引起重视并加以改进。
“一方面应探索建立慈善组织应急协调机制，制订应急预案，同时相关法律法规应修改完善，明确慈善组织参与应对突发事件的法律地位、责任与保障，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指南。另一方面，应加强社会组织人才培养，提升其专业能力，特别是加强对志愿服务的统筹协调，将志愿服务的作用最大化。”刘福清说。
对此，报告也提出建议，要加强民政部门慈善工作力量，强化部门合作、部门协调，提升信息化、数字化监管水平，发挥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优势，探索建立多功能、分级赋权的慈善信息化管理系统。
既要严格监管也要促进支持
据记者了解，今年8月初，全国人大向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出公函，委托研究院对慈善法实施情况做第三方评估。
“慈善法实施至今，各项政策更加完善，充分调动大家依法行善，实现了有组织的善，从政府到社会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但在另一方面，慈善法在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慈善法律体系建设及实施环节仍存在短板。
鉴于此，慈善监管工作的开展情况，成为此次执法检查的重点内容。
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应当及时主动向捐赠人反馈财产管理使用情况。执法检查组发现，由于慈善组织信息化管理水平整体偏低，对捐赠人特别是网络捐赠的信息掌握不充分，导致信息公开的人力和时间成本过高，存在公开不及时、不完整、有纰漏等问题。
调查中，在对慈善领域信息公开的评价上，68.7%的受访者觉得总体上不够理想，有很大改进空间。
执法检查组强调，必须依法加强慈善监管，保证慈善活动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同时也要不断完善监管手段，健全综合监管体系，提升信息化、数字化监管水平。要完善健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监督机制和信用制度，将捐赠行为纳入征信体系，严格落实对欺诈、骗捐、侵占慈善财产等行为的处罚。
除慈善监管外，执法检查组还建议进一步完善对慈善事业的促进支持举措，例如应更好落实税收优惠、购买服务、用地、金融等支持政策，完善慈善从业人员的职业评价体系，拓宽晋升渠道和发展空间等。
记者注意到，2017年至2019年，新登记设立的慈善组织数量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慈善组织登记认定总量偏低、结构失衡。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看来，这不利于慈善组织的发展，也不符合慈善法的立法初衷，“与慈善法配套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社会服务机构管理条例》没有及时修订，打击了一些机构注册为慈善组织的积极性。”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公益慈善与非营利法治研究中心、凤凰网公益、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在北京联合举办“社会参与慈善法首次执法检查研讨会”。
与会者普遍认为，作为慈善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慈善法的实施对促进慈善事业法治化、专业化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慈善法立法时所未预料到的新情况不断涌现，执法中出现了慈善监管趋严而培育发展不足等问题，使得以慈善法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良好意愿未能得到有效实现。
“在本次执法检查总结的基础上，启动慈善法修法程序，已是当务之急。”与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