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前数据分析，经济复苏短期可期，但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隐忧值得关注。
长期看，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受低附加值和高成本双重制约；消费提振受制于收入预期和分配差距；同时，面临投资增速趋缓和边际报酬率递减，以及全球高杠杆与经济衰退并存现状。
因此，现有宏观调控模式在应对中长期风险等方面有待改进。为应对新发展阶段的全新挑战，实现双循环发展，宏观调控要避免“三化”，并为经济社会领域协同改革、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首先，避免宏观调控微观化。与以往相比，当前经济在复苏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障碍是社会成本和交易成本迅速增大，而且呈现中长期化的趋势，如疫情防控带来的额外成本，产业链、供应链改变带来的交易成本，投资和消费行为转向收缩带来的供给成本等，都呈明显上升势头。在这种高度不确定性的宏观环境下，企业预期模糊、不稳定，其创新活动就会大幅度收缩，经济附加值也难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针对微观主体成本的减负政策措施和创新的激励措施只具有临时效应和局部效果。好比池塘的水出现了问题，而只是针对一条条鱼去施救，其效果是有限的。这时候需要的是换水，改变鱼生存成长的环境。也就是说，只有对冲公共风险，降低公共风险水平，微观经济活动才会舒展开来充满活力，经济循环畅通才有动力。
同时，面对宏观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宏观政策要更加注重调节“虚拟变量”，如投资预期、消费预期、营商环境预期等，把改善企业预期置于宏观调控的中心。应把宏观调控政策纳入法治化轨道，纳入改革方案当中，更有利于对冲公共风险，注入确定性，为市场主体提供自救和创新的预期。
其次，避免宏观调控地方化。在中央应对疫情冲击的“六保”综合部署中，既有宏观调控的内容，也有社会支持的内容。对于社会支持政策，在社会一体化不够的条件下，无疑更多地要依靠地方来落实，如基本民生保障；而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则更多应由中央来实施（不只是决策）。从中长期来看，宏观调控地方化，可能强化区域之间的博弈，影响经济要素、社会人口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并对相关改革产生妨碍，可能导致更大的公共风险，引发市场的疑虑。对此应高度关注和重视。
再次，避免风险防范的避邻化。避邻效应是指居民和地方因担心一些建设项目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资产价值带来风险，从而集体反对。在宏观调控中也存在类似的“避邻化”倾向。如，各部门和地方对问题、风险和成本的局部考虑、本位思维和风险规避倾向，导致各级各部门都在避免问责，而不是在担当风险。因此，我们要避免风险防范的避邻化。
最后，宏观调控要助力经济、社会领域的协同改革。从长期可持续发展来看，当前迫切需要塑造“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体制载体。为此，宏观政策要更多地考虑人力资本的积累及其机会公平，并为此创造条件，促进效率与公平的长期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