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埋于士民骨子里的春秋大义——司马迁和《史记》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近年来设立一系列中西文明比较研究课题，从学理上探寻中西文明的本源，以历史自信提升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强化理论、制度和道路自信。日前，中央社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潘岳同志为即将出版的研究成果“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作序，探讨秦汉治理之道与罗马盛衰之由，澄清“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华文明的偏见与误判，呼吁中西文明应当在交流互鉴的基础之上，既寻找各自的改进之途，更淬炼人类共同价值，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个体自由和集体责任的对立统一，是中国知识分子区别于西方的鲜明特点。深埋于士民骨子里的春秋大义，对一切事物都要评点一番。

很多人常责难中华文化产生不出与“公权力”保持“绝对独立”的西式知识分子。唯一有点接近的人物是司马迁。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

他虽拜董仲舒为师学儒，但更加推崇黄老道家，更加喜欢自由放任的商业社会，更加赞许文景的“无为而治”。他《史记》里的刺客、游侠、商人享受着和王侯将相同等“列传”待遇。他敢于批评汉武帝，还敢于站出来为蒙冤的李陵抱不平，因此被判罚宫刑。

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史记•太史公自序》

但司马迁终究跟遗世独立的希腊学者们不同。宫刑之后，出于君道，汉武仍任命他为中书令，相当于贴身秘书；出于臣道，他仍然秉笔直书继续发表意见。

他虽不喜欢汉武帝的政治风格，但对其强化郡县制之“推恩令”大加赞许，认为是解决动乱根源的伟大举措；他一生清贫，但从不仇富，认为大部分商人的财富是靠把握经济规律苦干而来“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他被酷吏折磨，也没有记恨法家，还认为法家政策如实行得好，也有“维万世之安”之效果。

司马迁从没有因个人痛苦而发展出对体制的系统性批判。因为“个人”不是司马迁的精神追求，他关注的是整体，是“天下”。他批评公权力，不是因为刻意追求独立，而是认为对天下有害；他赞许公权力，也不是因为屈服淫威，而是认为对天下有益。在天下面前，个人得失全得放在后面。自由之上，如何尽到家国天下之责任；责任之上，如何不失心灵之自由。不光破，还要立；不光提出差异，还应追求共同。个体自由和集体责任的对立统一，是中国知识分子区别于西方的鲜明特点。

《史记》中不光批评了汉武，还写了刘邦之猜忌、吕后之乱政、各个功臣名将之微处，将汉的开国说得毫无神圣可言。《史记》一共只抄了两部，销毁轻而易举。然而，从昭宣两朝开始，这部“谤书”竟成为官方正式收藏的国典。《太史公书》亦作为西汉的国史代代相传。没有主动包容的意识，没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是做不到的。汉将史官制原则推向了新的高度——史官有评价皇帝的权力。历史相当于中国人的“宗教”，历史评价相当于宗教审判。这个原则被历代王朝所继承。哪怕是元朝与清朝，皇帝可以杀个别史官，但从来不敢撤销史官制度。撤销了，就不是华夏正统。

华夏正统就是中华道统。大规模政治体的长治久安不会建立在纯粹威权之上，必须是各群体各阶层对道统的内心认同。中华道统的核心是中容和。体现着一种原则，一种境界，一种规律，一种价值。圣贤有圣人之道，而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将有将道，商有商道。一直到琴棋书画医酒茶剑等人伦日用方方面面，都有道。深埋于士民骨子里的春秋大义，对一切事物都要评点一番。拿两汉臣道为例，霍光、王莽、诸葛亮都是势可倾国的权臣，在士民心中评点完全不同。王莽虽号称儒家，但其篡汉是为私而不为公；霍光出于公心两易皇帝，但为人太霸道；诸葛亮虽然国弱，但不寻求割据，宁可失败也要“王业不偏安”。是为公还是为私、是维护大一统还是搞分裂，士民心里如同明镜。史书这么写，戏词也这么编。大道高悬，各种人都逃不过“道”的评判。军阀也要有“道”。如曹操虽对汉朝不忠，但也要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为理想，也要以“使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而自辩。至于像董卓这类无道无术的土匪军阀，就如乱雨浮云而不值一评了。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史记》

（原文《秦汉与罗马》为潘岳同志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一书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