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底蕴及当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并从13个方面系统概括了其显著优势，其中就从古代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理念和实践中汲取了营养和智慧，并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融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灿烂中华孕育了丰富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重要历史底蕴。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发展史中，中国文化绵延不绝岿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是因为古代中国创立了适合自己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了丰富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思想。例如，西周以来提出“以民为本”思想，历经千年发展，成为中国一套独特的治国安邦的政治学说。《尚书》中提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春秋》提出“民者，君之本也”，都强调民众是君王治国之本。历史上的思想家和治国者们从不同角度，如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孔子提出“仁者爱人”的仁政思想，唐太宗“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重民、爱民原则，并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诸如亲民、惠民、保民、恤民、安民、利民等重民措施和思想，虽然古代民本思想与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有着本质区别，但成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文化渊源。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为全人类解放而斗争”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使命，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关于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思想的同时，批判吸收了中国古代传统民本思想，最终形成了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以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

神州大地积淀了丰富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实践。中国作为世界上少有的文明未曾间断过的国家，并长期在人类发展史上处于领先地位，和中国自古以来逐步形成的一整套运行缜密、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紧密相关。

我国历史上形成了一整套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就国家政治制度建设而言，就形成了包括以皇权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度，地方行政管理的郡县制度，以三省六部为代表的中央政务管理体制，对上谏诤、对下弹劾的监察制度，以“都护府”代表的少数民族地区管理制度，以及官吏选拔、任用、考核、奖惩的职官管理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这些制度和治理体系既保障了国家权力的有效运转，同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以适应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状况的变化。如同样是郡县制，秦、汉在地方设郡、县两级行政机构，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初大多采用州、郡、县三级制度，唐代又采用了州县两级制度。这些制度及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创设，因时而异、因势而异，保障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同时，中华文明数千年积淀下来的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生动实践，为新时代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例如，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继承和借鉴了数千年来多民族统一在一个国家之内的多元一体传统。秦朝统一后，中央政府就开始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制度。自西汉至清代，羁縻制度经历了边郡制、羁縻府州、土司制三个阶段，由中央设立府州，由少数民族统领担任府州长官，允许其在地方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文化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制度创新，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维护和促进了国家统一，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步伐。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思想与实践的当代价值。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需要从我国源远流长的思想和实践中汲取智慧，让深厚的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更好发挥其当代价值。

例如，我国很早就关注国家的起源及功能，形成了中华民族稳定而强烈的国家观念。先秦诸子从不同角度探讨建立国家的缘起及功能。荀子认为建立国家的目的是达到“止争息乱”的作用，墨子强调“选天下之贤可者”，目的是建立国家制度，统一民众的思想，以消除天下之乱。法家商鞅提出“止争息乱”说，认为国家起源于民众因私而争。虽然观点不一，但对建立国家的重要性都予以肯定，反映了中国古代对善治国家、对稳定统一国家的向往和认同。这种传统的国家起源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对于中华儿女加强国家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支持。

又如，中国古代传统优秀文化中，“和而不同”“贵和执中”等理念一直渗透在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理念和实践中。中国秦汉以来，在正式的政治制度中就形成了皇帝和大臣就重大事项商议的廷议制度、以“匡正君主，谏净得失”为目的言官制度、以大儒给皇帝上课的经筵制度等程序化制度协商形式，就国家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协商，以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这些传统的协商理念和协商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得以确立和发展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协商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设计，同选举民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创新思想，突破了西方关于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研究框架，为世界民主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也正是基于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积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从历史中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并将其有益成果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2014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科学把握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规律，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经验，让中华传统文明展现出灿烂的当代价值。

（作者系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