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疫”铸“盾”——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机制”调研记事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果断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在人类抗疫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习近平总书记说,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大考。在疫情面前,我们经受住了考验,但也暴露出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的短板和不足。
近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调研组,就“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先后赴上海市、江苏省苏州市开展专题调研,为全国政协即将举行的同一主题双周协商座谈会作准备。
这是一次筹备周密、细致深入的调研。调研前,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就此主题两次召开座谈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邀请国家部委负责同志介绍情况,并与委员互动交流。调研中,委员们实地走访医院、社区、学校、科研院所,组织多次不同范围的座谈,听取当地相关情况介绍,与政府部门、医学院校、专家学者、社区干部等进行广泛交流,邀请住当地全国政协委员参与调研,并看望和慰问上海、苏州援鄂医护人员代表。在结束白天的行程后,委员们晚上还要进行茶叙,“趁热打铁”对调研中的所见所思进行提炼总结,在观点与观点的碰撞中梳理出可行的对策与建议。
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思维站在高处、触角伸到基层,这样调研的收获是沉甸甸的。委员们希望为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凝聚更多社会共识,共同铸牢疫情防控之“盾”。
探寻上海经验: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对于定向定点、“解剖麻雀”式的调研而言,选择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调研地点很重要。
沪苏两地都是在此次疫情防控中表现出色的“优等生”,以这样的成功案例作为剖析的对象,有助于在“战术”层面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疫情的防控难度往往随着人口流动规模的增加而增加,一个拥有两千多万常住人口的特大城市如何做到“守土尽责”?在到达上海后,委员们迫切期望找到答案。
当前,上海的疫情防控已由应急状态转为常态化,常态化不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而是要把各项防控举措日常化、精准化,这是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我们主要的策略是把牢六个关键点,即守好‘入城口’、抓住‘落脚点’、管好‘流动中’、服务‘就业岗’、看好‘学校门’、用好‘检测哨’。”在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听取上海市相关情况介绍时,上海市副市长宗明的话给委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常态化防控意味着不能简单地“一刀切”。因此,上海抓住六个关键点,形成无缝衔接的闭环管理,尽全力堵住可能导致疫情反弹的漏洞,让经济生活秩序得以快速恢复。
座谈前,每位委员的桌上摆放了一份《上海市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如何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如何优化疫情防控机制,如何提升公共卫生应急防控能力,如何强化相关保障措施,文件中都列出了详尽的举措。
这是落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一个“地方样本”。如果说“救治”是战术层面施策,“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则是战略层面的固本之基。为此,上海于今年4月出台上述文件,目的是及时把疫情防控中的有效做法固化下来,加快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守住城市安全的底线。
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已历经血吸虫病、甲型肝炎、非典和禽流感等多次疾病大流行,可谓“身经百战”。“关键时刻做得好的,往往是平时就干得好的”。调研组组长、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袁贵仁如是总结。
一路上,委员们频频提到一个关键词叫“平战结合”,即在平时加强传染病防控的资源和能力储备,从而做到“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平战结合”什么样?调研组在上海看到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在远离市中心的上海市金山区,有一片橙色屋顶的平房散落在大片的绿地之间。调研组到达时,空气中一片静谧,只有远处小鸟婉转的叫声。很难想象,这里刚刚经历过一场与新冠病毒“厮杀”的激战。
这是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一个常备式的“小汤山”。
全国政协委员朱同玉是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相当于“总指挥”。1月20日上海报告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这个中心立即切换到“应急迎战模式”。朱同玉告诉调研组,中心在规划时就预留了扩建场地,可以在需要时紧急扩建,“我们原来有300多张床位,2月又根据疫情需要增加了200张。”
“这是负压病房,病房内气压低于外部,患者住在里面,病毒跑不出来。”
“虽然是‘临时’建筑,但所有的功能、标准都是按永久使用的目标设计的。”
……
在该中心应急储备楼里,委员们一边仔细考察楼里的设施,一边认真听着医院的介绍。
2003年非典过后,有90年历史的上海市传染病医院整体搬迁至金山区,变身为今天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平时这里是一个传染病医院,不过,相比一般传染病医院,这里还集合了科研、防预、治疗和教学等多种功能,其充足的床位和物资储备为战时状态做了准备。
谈到平战结合,蔡秀军委员深有感触:“我理解的平战结合包含两方面,一是防护物资的储备,一是传染病病房建设,两者都要同时满足平时与战时需要。”
当重大疫情暴发时,传染病医院就是坚强的“堡垒”。但在调研中,委员们表达了对疫情过后传染病医院建设“一哄而起”的担忧。“传染病医院在什么规模的城市和人口基数上建、建成什么样的规模,都要有充分的考量。”黄璐琦常委建议对此进行科学评估和统一的规划布局,避免盲目上马。
在协商中凝聚共识:
“医防一体”,“防”的人才从哪来?
此行前,教科卫体委员会召开两场座谈会,初步梳理出这一课题的重点和调研的思路。一路上,调研组每天都召开不同范围的座谈会,一边调研,一边协商。这种把调研和协商相结合的方式,能够使其相互贯通、相互促进,避免调研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有助于把情况了解得更透彻。
调研过程中的座谈会由全国政协调研组主导,卢展工副主席亲自主持,倡导少念稿子多交流。在当地相关部门介绍情况时,委员们如有感兴趣的问题可以随时插话,事实证明,开门见山的互动多一些,协商效果也更好。
在到达上海的第二天,调研组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组织了一次座谈,聚焦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由于医疗救治和公共卫生领域的资源配置长期失衡,“重医轻防”是一个普遍现象。因此,调研组把关注重点放在公共卫生人才队伍上,希望以“人”为切入点,为推进“医防一体”找到具体可行的路径。
这场原定一个半小时的座谈会,足足超时了一个小时,因为讨论得太热烈了。
“重医轻防”会导致优秀人才向医疗机构等“高处”流动,相形之下,在公共卫生领域占重要位置的疾控系统成了一个“没前途”的地方。“我们公共卫生专业毕业生的职业发展路径比较单一,与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相比,收入也比较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院长桂永浩说,当前需要拓宽公共卫生人才的发展空间。
“如果说疾控系统的人才队伍是短板,综合医院感染科的人才队伍简直可以说是‘没板’。”会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位已成“网红”的上海医生说话一贯坦率而生动,他告诉调研组:“疾控系统缺人才,我们感染科尤其缺。科里一开始连病房都没有,2010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病房,把队伍慢慢建起来了,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就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由于患者不多、收益有限,综合性医院感染科被边缘化是普遍问题,张文宏建议加大综合性医院感染科建设,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
公共卫生领域需要复合型优秀人才,这是大家的一致看法。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告诉调研组,学院正在探索跨学科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对非医疗专业学生进行公共卫生专业培养,同时让公共卫生专业学生学习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相关知识,这样的跨学科人才可以在多个行业发挥作用,真正实现‘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我特别赞成培养复合型人才。”蔡秀军委员说,培养跨学科高素质人才的同时还要用更好的待遇和发展空间留人。
“复旦大学在公共卫生专业方面有这么好的基础,可以考虑建立公共卫生应急演练实操中心,为人才培养提供实操平台,还可建立疫情防控的第三方监测网络和数据中心,面向社会发布准确有效的数据信息。”在听了复旦大学方面的介绍后,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孙咸泽颇有感触。
作为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浩委员认为公共卫生人才应该更多留在基层,“要建立不同层次的公共卫生人才体系,培养适应‘医防一体’的实用型人才。”
讨论的热度一直持续到会议最后一分钟。这样的座谈会就像一场集思广益的“会诊”,在热烈的互动中,大家在人才问题上有了更清晰的共识。
深入基层听民情:
拧紧社区的“水龙头”
调研要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对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机制这一课题”而言,倾听基层的声音尤为重要。
“疫情防控需要公众的参与。”调研中,高福委员常常提及这样一句话。基层是所有疫情防控政策的落脚点,当疫情防控转向常态化,做好社区的日常防控工作,就等于拧紧了疫情传播的“水龙头”。
早在今年3月,江苏省就实现了在院确诊病例“清零”,当地的重要经验之一是用“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的做法,在基层构筑群防群控的严密防线。为此,调研组在苏州市的第一项行程就是走访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的“智慧唯亭”平台有一幅动态的街道地图,上面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红色和黄色色块。在这个平台上,调研组看到了居家隔离人员的数量、分布情况等实时更新的数据和信息。只要点开屏幕上的房屋信息,居住人员身份、联系方式、疫情防控情况等信息一目了然。
“以前上级部门建10个工作组,社区也得建10个组与之对接,现在只要‘智慧唯亭’这一个‘大脑’,就能对所有任务信息进行分解、过滤、消化和整合,再以清单的形式派给每一个社工。”社区负责人向调研组介绍说。
唯亭街道有8万多本地人,20余万外地人,现在,街道28个社区被分为400多个“网格”。调研组了解到,这里一直致力于在社区打造“熟人社会”,这是防控有力的重要原因。
“网格化加大数据的社区治理方式是非常好的经验。”拥有丰富社区防控经验的吴浩委员当场给唯亭街道点赞。他表示,现在很多社区治理其实是“管理”的成分居多,应该在“服务”上多下功夫,“在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中产生的数据是最真实的,其应用也会更有效。”对此,孙咸泽认为,“管理”是自上而下的,而“治理”是自下而上的,疫情当前如何提升自下而上的基层治理能力,还需要更多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
这次疫情是大考,对于完善基层治理也是契机。调研组建议充分利用技术优势整合治理资源,搭建高效的社区自我管理和协同治理的平台,筑起最牢固的“人民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