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文：社会治理需要“厚德”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是社会制度成型、转化为社会管理效能，还要注重德治。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德治为基，重在教化。例如，诗书礼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化传承，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是孔子关于如何学习《诗》、《礼》、《乐》，从而实现“克己复礼”的重要阐述。“兴于诗，立于礼”，最后“成于乐”，也就是社会治理与德治为基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党的领导是第一要领。而作为长期的执政党，必须高度警惕、严加防范“权力是最大的腐蚀剂”，这当然也就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首当其冲的问题。

从政治学的原理看，“不受制约是权力难免腐败，绝对不受制约的权力绝对腐败”。市场经济中资本不断扩张的冲动，和权力不断膨胀的欲望相结合，就有可能产生“核聚变”，冲击现有的一切界限，使法律的界限模糊，使道德的界限丧失。当权力与资本相遇，当围猎、腐蚀权力成为常态，可以支配资本而又不受制约的权力，难免导致普遍性、塌方型腐败。如果搞到这个地步，一切社会治理都会徒劳无功。坚持从严治党，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则社会治理可以事半功倍。

社会治理要以德治为基。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存在一种道德悖论：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导致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非道德现象；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然要求人们遵守市场规则、进行道德自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社会公平正义、人们的道德素质普遍提高。这就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问题。如果道德的正能量衰减，甚至普遍的道德水准下降，社会治理再周密，国家监督再严厉，也可能出现“法不责众”、防不胜防、漏洞百出的窘境。

市场经济中每一个“经济人”都追求利润最大化，由此激烈竞争，优胜劣汰，效率大增。货币成了一般等价物，价值规律驱使人们不断追求和积累商品价值。但如果“一切向钱看”，就会把精神、信仰一概物化，把诚信、道德统统抛弃，一切治理都有可能形同虚设，一切监督都有可能“贼喊捉贼”。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强调厚德载物。今天的市场经济，同样需要厚德。厚德，也是我们一切治理、一切监督的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的社会基础和道德基础。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尤其要自觉抵制市场经济的普遍法则———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要把我们执掌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官”要带领大家“发财”，实现共同富裕。问题在于如何经得起“利”的考验和诱惑？手持权力这把“双刃剑”，身处社会这个共同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更需要坚守底线、明晰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

从全社会来看，经过了个人利益的觉醒、市场经济的洗礼，如何把经济冲动与道德追求、把物质富有与精神高尚、把严格监督与自觉自律成功结合起来，检验着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关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程度，更考验着我们能否实现有效治理、增强监督实效的程度。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党的领导干部，“古人说，‘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党的领导干部更要对组织和人民常怀感恩敬畏之心，对功名利禄要知足，对物质享受和个人待遇要知止。”“‘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禁，用之不竭。’苏轼这份情怀，正是今人所欠缺的，也是最珍贵的。”这份不为耳濡目染所动、惟见明月清风的情怀，正是来自于取之不禁，用之不竭，光明无垢、强大坚韧的“初心不改”和“内心定力”。《决定》指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进一步确立为要着力建立的常态的、重大的制度，形成长效机制，就是审时度势、因势而治、德治为基、强基固本的一项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

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必须注重德治。德治为基，执政党应一马当先、不忘初心，方能譬如北斗、众星拱之。(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