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钢：打好基础研究的基础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开关。”

“基础研究非常重要，要坚持两条腿走路，有所为，有所不为。”

“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以应用研究带动基础研究，通过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提高基础研究水平。”

每每提及基础研究，习近平总书记都会重点强调其对整个科技链条的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党中央对基础研究发展的高度重视，全社会也基本形成了基础研究关乎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和国际科技竞争力的提升，对支撑世界科技强国建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着重要基础性作用的共识。

为了持续推动基础研究的发展，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2012年起，每年组织召开“基础研究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界别协商座谈会”，组织科技界、科协界的委员和专家学者与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起，共商基础研究发展大计。

10月29日下午，以“建立健全体制机制，优化基础研究发展环境”为议题的第八次“基础研究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界别协商座谈会”如期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前瞻部署”、“优化环境”、“稳定队伍”、“加大支持”成为会议热词。

新形势：机遇与挑战并存

从科技发展趋势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一些基本科学问题孕育重大突破，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科学范式迎来深刻变革，基础研究的应用导向日趋明显。从国际环境看，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并向基础研究前移，美国对我国科技创新的打压全面升级，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解决“卡脖子”、“卡脑子”问题，对基础研究提出重大需求。从国内需求看，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科技创新特别是基础研究提供战略支持。

老问题：体制机制不健全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基础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凸显，但与建设世界强国的要求比，短板依然突出，数学等基础学科薄弱，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顶尖人才和团队匮乏，评价激励制度亟待完善，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全社会支持基础研究的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出现这些问题，既有我国基础研究起步较晚、缺乏积累的客观原因，更有相关体制机制不完善不健全的管理方面原因。比如对基础研究的系统前瞻性部署不够，科学、技术、工程融合机制不顺畅，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特点的项目形成和管理机制仍需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及稳定支持机制不健全，学风作风建设有待加强等。

基础研究是源应用研究是流

1883年8月15日，美国召开科学促进会年会。著名物理学家亨利·奥古斯特·罗兰在其“为纯科学呼吁”的演讲中说：“我时常被问及这样的问题———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究竟哪个对世界更重要？我想说，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犯中国人那样的错误，多少代人以来他们在科学上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果他们用正确的方法探索其特殊应用的原理，他们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只满足于火药能爆炸的事实，而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

协商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荣根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他看来，我国确实自历史上就有轻理论研究、重应用实践的倾向。

“美国在短期内就从一个落后国家发展为世界强国，重视科学技术和人才培养起到了关键作用，美国现在具有的强大原始创新能力也与其长期重视基础研究分不开。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基础研究的源头创新即理论创新，因为没有基础研究的原理性突破就无法实现引领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突破。”蔡荣根如是说。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宇亮也有同感。他认为，必须厘清基础研究与创新驱动发展的关系。“我们现在面临‘卡脖子’的技术问题，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眼光不远，坚持不久，部署不及时。现在能够大规模应用的技术，诸如信息技术、新材料、人工智能、新能源、机器人、医疗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资源再生等大都是在几十前开始部署的基础研究成果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而现在的基础研究成果，可能是几十年后才能大规模应用。这就是基础研究成果应用的滞后效应，‘临时抱佛脚’是来不及的。”

因此，赵宇亮提出应及时部署科学前沿研究，坚持不懈继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重视创造，鼓励奉献，着眼长远，不要中断，我国面临的‘卡脖子’问题才会越来越少。”

“我们在充分认识基础研究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的关键作用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它的特殊性。基础研究不仅不同于应用性研究，也不同于应用基础研究。我们要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平台建设和学风建设。不论从哪方面来说，加强基础研究都必须成为当前我国科技界的重要任务之一。”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说。

没有健康的环境，“冷板凳”难坐热

目前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的学术氛围是怎样的？袁亚湘给出了如下描述：

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不能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为了职称、项目、奖励、荣誉、“帽子”等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还没有“帽子”的广大普通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着生活、工作的两重压力，很难心情舒畅地、静下心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研究有难度的重大问题，去开展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研究，而是更愿意去做“短平快”的东西。遗憾的是，已经有了“帽子”的优秀青年科技骨干同样也不能安心工作，他们一方面要花很多的精力去追求更大、更高的“帽子”，另一方面得应付大量的讲学邀请，有的还要抵制来自众多外单位的高薪“引才”的诱惑，不少崭露头角的优秀青年科研人员被安排到领导岗位，被繁杂的行政事务占用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使其失去了在学术上更上一个台阶的可能。

“科学与技术不同，不能用搞技术的方式来组织和管理科学研究。基础研究，特别是纯基础的研究的进展模式是自由探索、发现规律，然后提出新思想和新方法，攀登科学高峰，应该是科学家的兴趣和好奇心驱动，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为他们提供一个能潜心研究的环境，让他们不必整天忙于申请项目和答辩，去说服领导和评委说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让他们不必去追求各种奖励和名誉，以便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和相对社会地位；让他们不必在研究还没有开始就要为几年之后的交账而操心。什么时候广大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对科研环境满意了，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就有望成为世界强国了。”谈起这些，袁亚湘的情绪有些激动。

在他看来，目前，营造一个能使广大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潜心研究的良好科研环境十分重要。“制定科研政策要多考虑没有‘帽子’的普通青年科研人员的实际情况和听取他们的意见。基础研究的科研评价方式要根据不同学科特点来确定，要参照国际通行的方法以及听取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袁亚湘说。

“基础研究需要有一个稳定、宽松的研究环境，过多的竞争不利于原始创新，也破坏了学术交流和合作的基础。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和科学研究中的精神力量，上个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现，都不是在物质条件最好的实验室里产生的，要将对科学的兴趣和好奇心转化为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蔡荣根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张德兴认为，科学家精神的一个核心是“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甘坐‘冷板凳’”。当前，很多科研人员难以把“冷板凳”坐热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他们有很多如袁亚湘提到的“不得已”的后顾之忧。

“为此，建议国家尽快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采取措施保障维持核心研究持续性的基本经费和科学家本人及其核心团队的基本薪酬，让科学家真正没有‘断电’的后顾之忧，从而能潜心进行研究。”张德兴表示。

建立遵循基础研究发展规律的评价体系

“除了加大科技投入之外，还需要我们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徐星表示。

在他看来，科技资源的有效利用涉及诸多方面，包括有效平衡长期和中短期发展目标以及根据不同学科情况建立不同发展策略等，而建立有效的评价体系，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徐星认为，尽管已经采取包括反“四唯”等一系列措施，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科技评价体系依然存在着单一性、一刀切等方面的问题，某些新措施如果执行不好，甚至会有严重的负面影响。

“比如科学论文的学术影响力应该是公认的基础科学的主要评价指标，但如果我们在反‘四唯’过程中处理不好这一问题，就可能会动摇基础科学研究的根基。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基础科学研究之外的其他科技领域，尤其是和生产实践相关的单位，只强调论文评价指标只能带来负面影响，而这一现象至今还广泛存在。”

全国政协常委、浙江大学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提出了颠覆性科学和颠覆性技术的评审问题。“专家评审一般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而且一般产生的都是学术共识型评价，对颠覆性科学和颠覆性技术往往会产生两极分化的意见，不利于有重要性和可行性的颠覆性项目的产生和推进。”

“还有一些边缘型的创新或者跨学科的研究，在已规定的申报范围里根本就找不到出口，申报都成问题，评审就更不用提了。”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勤说。

他还提到了评审的主动性与被动性问题。

“国外也有‘帽子’，但大多都是被动评审。比如诺贝尔奖，是对科学家过去研究的已经产生了成果的项目的肯定，只有这样科研人员才能静下心来搞研究，如果把主动申报看成获得资源的手段，科研就变味了。”

“我国对科研辅助人员的科技评价体系也很薄弱，尤其是有关大中型科研设备维护和开发人员的评价体系，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国家一流的硬件不能产出一流的数据的重要原因。应该充分调动科辅人员的积极性，有效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徐星表示。

委员们认为，应遵循基础研究发展规律，针对不同科技领域，建立不同的评价体系，强调相关领域的核心指标，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更好发展。

打好科技创新链的“接力赛”

在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会副主委、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孟安明看来，基础研究课题一般是探索性的，不确定性大、高风险，仅有部分课题成功、极少课题可产生重大原创性成果。因此，要保证原创性重大成果源源不断地涌现，就要在研究队伍规模上有一个临界数量。

“我国是一个大国，这一临界数量可以考虑在20万个独立实验室或者研究组左右。我们的体制机制也需要围绕如何稳定这个基础研究队伍来思考、设计。比如，为保证每个实验室基本都能够开展像样的基础科学研究，按目前的成本水平估算，每个实验室平均每年科研究费80万元，那么每年的经费投入就需要达到1600亿元，这还不包括大型设施、平台等。”孟安明说。

账是这么算的，但实际的投入情况却不尽如人意。孟安明在调研中了解到，我国对基础研究投入偏少，2018年全国基础研究投入1118亿元，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5.69%，而发达国家一般为15%-2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18年资助的面上和青年基金项目共36618项，许多有志、有基本支撑条件开展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无法获得基本的科研经费；目前基础研究经费主要来自中央财政，省市一级的地方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严重不足，大部分省市的自然基金委的年预算仅1-2个亿，一个自然基金项目仅几万元。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南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曹雪涛也感受到了我国基础研究领域投入方面的不足与问题。“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相比，我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稳定性经费支持力度小，企业对基础研究投入少，以国家战略需求引导科学家群体开展基础研究的支持及协同机制也比较弱。”

孟安明建议在整体上增加基础研究经费，在“十四五”末将该比例提高到15%。同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扩大资助面，大幅增加面上项目数，以便维持基础科学研究队伍的有效临界数量。各省市也应像重视基础教育一样重视基础研究，按地方产值或财政支出的一定比例投入基础研究。此外，还应鼓励社会捐资资助基础研究，对捐助者在政策上给予税收减扣。

曹雪涛认为，应根据国家创新体系中各主体的定位和功能，着力提高稳定性经费的投入比例；优化多元投入机制，坚持需求引导，完善企业创新发展基金资助工作；创新国外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使用方式，积极设立海外研发机构。

赵宇亮进一步提出了建立与创新驱动发展相匹配的“科技金融”体系的想法。在他看来，科技创新链的“接力赛”是这样的：政府支持科学家开展1-3级的基础研究，社会金融和资本支持科学家和工程师共同开展4-6级的成果转移转化研究，企业家通过市场机制支持7-9级高技术产品和商品化过程。

“过去40年，我国的金融和资本追逐挣‘快钱’、沉迷‘钱’生‘钱’，没顾得上科技创新，这在原始积累阶段，也无可厚非。但现在，我们要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了。”

他建议将“政府+科学家+金融家+工程师+企业家+市场”六方力量汇聚，发挥顶层设计的制度优势，建立有效且持久的价值循环和利益激励机制，让改变市场者更早上市，让创造价值者更有价值。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链条中，‘科技金融’体系一旦到位，就可以形成资本为科技创新服务、科技为经济质量服务、经济为人民生活服务的良性循环，科技强国，民族复兴，也就有希望了。”赵宇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