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让古老文明用传统智慧化解现代问题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钱乘旦。

中国网北京11月1日讯   在今天举行的中华文化学院、美国库恩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学术论坛上，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钱乘旦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多样性是人类文明最本质也是最重要的属性。“文明优越论”是站不住脚的。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成功与否，在于能否找到适合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寻找自身的发展道路是每一个国家最关键的任务。中华文明在经历沧桑与苦难之后，作为文明多样性的重要呈现，应该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以下是钱乘旦的主旨演讲全文，他主旨演讲的题目是《文明多样性与各国发展的不同道路》。

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属性，自从文明产生以来一直如此。人类的早期文明就具有多样性特征，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长江流域的远古文明都有自己的特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各种文明独自发展，并没有产生“普世价值”。为了节省时间，我只把欧洲和中国做一些对比。

古希腊是古代欧洲文明的诞生地，和其他地区的早期文明不同，古希腊以城邦制为其特点。在世界其他地方，像波斯、埃及、两河流域，乃至中国，地区性的文明最终都向地域国家或“帝国”发展；希腊的城邦制却是固化的，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结果，古希腊的辉煌文明最终消失在城邦的战乱中，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

城邦制留下一笔遗产，即公民民主制，这被后人说成是“普世”的。我在这里只想指出：第一，希腊是一个奴隶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奴隶，完全被排除在民主之外。第二，伯里克利式民主是一个特例，在雅典也只存在了约80年；至于在其他城邦则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制度，比如在斯巴达。而且，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人们普遍把雅典的失败归咎于雅典的制度，因为权力的分散瓦解了城邦的力量。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人对这个制度的负面评价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政治观念，在此后两千多年时间里“民主”被视为贬义词。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罗马，作为古希腊文明的直接继承者，在诸多方面都体现古希腊的传统，但它从来没有出现过“民主制”，并且它最终发展成庞大的帝国。罗马的变化更符合古代世界的共同走向，看起来罗马比希腊更“普世”。西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进入封建时代，国家的权力被领地瓦解。尽管中世纪的欧洲并不“黑暗”，它仍然充满生机，但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它却落伍了。这以后，东、西方文明拉开距离，按照美国加州学派的估算，在18世纪之前的100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GDP总量始终世界第一；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态势长期不变。

中国在5000多年前已经存在众多“酋邦”，最终向统一国家方向发展，“夏”和“商”就是最早的地域性国家。公元前800年，当欧洲刚进入荷马时代，周朝就用分封制规范了土地的分配形式和社会的等级秩序，而在欧洲，类似的制度要过1500年才逐步形成。分封制后来造成中国社会的严重解体，持久的战乱延续了数百年。有过这一段经历后，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中国，统一从此就成为中华古典文明中最珍贵的遗产，它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保证了国家的永续长存。在世界所有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自远古至今日未曾中断的一个文明，政治统一是它的保障。

除了政治统一这个因素，还有一种强大的思想粘合剂，那就是孔子的学说。孔子生活在战乱不断的时代，人民的生活极为动荡，他因此希望结束动荡，回归秩序，因而设计了一套关于秩序的学说。这套学说成为中华古典文明之集大成：它崇尚和平、反对战争，倡导公德、拒斥私利。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载体，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文明须有两个载体，一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二是精神的载体即意识形态。中华文明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孔子的学说（精神载体）与帝国的结构（政治载体）高度结合，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有直接的联系：凡是社会稳定，经济就繁荣；凡是社会动乱，百姓就遭殃。孔子学说之所以成为中华古典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有其深刻的社会学根源。

相比之下西欧的情况不是这样，思想与国家长期未能对接。罗马国家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等基督教成为“国教”时，西罗马帝国却很快解体了。中世纪基督教成为统一的意识形态，但国家却被封建制度瓦解了。1000多年里西方一直“落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封建制度使社会高度碎片化，缺少凝聚力，处在无穷无尽的动荡中。因此，西方想要摆脱落后就需要整合社会，重新建立统一国家。这一次它们创造出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即现代民族国家。这种国家与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其他国家形态都不同，它以民族共同体作为政治支撑点，以民族认同感作为思想支撑点。在这种国家的扶持下，西方开始了它在近代的崛起。崛起的结果是西方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由此而开创了一个新社会——现代社会。从那个时候起，西方就成了世界的牵引机，整个世界都被它拉着走。“普世”之说也由此而来。普世主义的真实含义是将西方等同于世界，要求全世界都服从它。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全世界都被西方所瓜分，文明的多样性不复存在了，文明之间的平等地位也不复存在。到19世纪末，西方的霸权终成定局，西方文明被视为“先进”和“正确”，其他文明面临着生死抉择。

然而恰在此时一个全球性的运动形成了，这个运动叫“现代化”。文明复兴的过程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复兴的工具恰恰是“现代化”。现代化是从西欧开始的，西欧靠现代化完成了社会转型。然而当西方依靠资本和工业的力量打开世界市场时，它也把现代化带给了全世界。那些沦为西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开始向西方学习，首先摆脱西方的控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随即发展现代经济、完成工业化。到21世纪开始的时候，非西方国家的整体崛起已不可抗拒。

但各国的发展道路是不同的，没有统一的现代化模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就连发达国家都是这样，发展中国家就更加如此。因此我们看到有拉美模式、东亚模式、阿拉伯模式、苏联模式、新加坡模式……当然还有中国模式。非西方国家采用不同的方式完成或正在完成现代化，这是当今世界的趋势。用强制手段推行某种“普世价值”只能造成灾难，20年的中东动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成就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几乎都是古老文明的核心区：中国、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埃及、伊朗……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这些国家找到了自我，恢复了信心，古老的文明获得了新生。曾经因西方霸权而形成的文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现在被扭转，出现了我所说的“文明的回归”。“回归”意味着文明的多样性再次呈现，文明间的相互关系重新平等；“回归”也意味着人们更多地思考古老文明的现代意义，用传统的智慧去解决现代问题，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自由与约束的关系等等。现代化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文明将共存，人类将共荣，那不仅是理想，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毕竟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只有共荣才能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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