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协商民主根植中国传统文化沃土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

中国网北京11月1日讯 今天上午，中华文化学院、美国库恩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学术论坛召开，20余位中外学者围绕中华文明、中国道路、未来发展等话题发表演讲，对话交流。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考察古代中国人的“大道之行”思想，揭示中国文化的“天下为公”密码，可以认识到中国人为什么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有着独特的文化特质。

以下是李君如的主旨演讲全文，演讲原标题《从“大道之行”到“人间正道”》。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沧桑。”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初写下的感叹中国历史正在发生着历史性巨变的名句，而“人间正道”强调的就是这一历史性巨变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本来就是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发展的必然结论。但是，我们知道，这里讲的“社会主义”指的是两个欧洲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于是，中国人为什么能够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人为什么能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三个问题就成为我们研究中国道路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

中国人为什么能够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

认识来自于实践。毫无疑问，中国社会主义进程中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在实践中发生，也只能在实践中解决。而实践主体的文化背景和实践环境的文化特质对实践的走向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古代中国人的“大道之行”思想及其揭示的中国文化的“天下为公”密码，对于中国人接受、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具有极其紧密的关联。

这里，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能够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

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有自己社会理想的民族。在《礼记·礼运》中，早就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样的社会被称为“大同”。这部著作，许多专家认为，大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它反映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但是，书中提出的“大同”思想，对历代政治家都有深刻的影响。这种“大同”，指的是尧舜时代“公天下”的社会。后来，许多思想家把这种对过去的怀旧转化为对未来的追求。比如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康有为的《大同书》，认为社会是不断进化的，最后实现的是“大同”；而且，这样的“大同”不仅是中国的“大同”，还是世界的“大同”。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是以“天下为公”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已经成为这个民族最高的社会理想，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正因为中华民族有这样的追求，有这样的文化基因，所以当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特别能够接受这样的社会理想。比如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最早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中国的留学生，是保皇党人梁启超，是同盟会元老朱执信、宋教仁等人。这些人虽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观点作为论证他们自己政治主张的依据，但他们都能接受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就在于他们都是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都是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的人。

至于共产党人作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忠实继承者，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华民族追求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社会主义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追求，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中国人为什么能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里，我们进一步讨论第二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能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正确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时，不仅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而且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宣传阐述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比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与西方就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原始社会后期，处理政事包括在权力授受时，实行的就与古希腊民主不一样的民主制度。在《尚书·尧典》、《尚书·舜典》中记载说，凡是举国大事，尧、舜都要召集“四岳”或“十二有牧”、“四岳群牧”开会，这些会议实际上是酋长会议。重大问题的决策都经酋长会议，由尧、舜这样的部落领袖与酋长们协商决定，实行的是协商民主而非选举(票决)民主。

在中国古代经典中也有“选”这个字，比如“选贤与能”。但是这个“选”不是选举之“选”，而是推选之“选”。舜被推选为部落领袖，就是尧在“四岳”会议上经与酋长们协商推选出来的。古人把这种选拔领导人的方式，称为“禅让”。所以，“选”在中国有选举与推选之别。在英文中，相对应的就是election和selection两个词。选举的方式是票决，推选的方式是协商。这两种方式都是民主的方式，但又不一样。

由于中国有过后人津津乐道的“禅让”式的协商民主传统，再加上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相对于竞争性的民主形式，中国人更习惯于比较和谐的协商民主形式。所以，协商民主在中国不仅与现实社会的实际相适应，还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的问题怎么解决？

最后，我们一起来讨论第三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的问题怎么解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提出到现在，不到40年时间，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此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也遇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如何进一步解决好公平的问题；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进一步解决好环境污染的问题；在中国日益强大起来后如何进一步解决好同世界相处的问题；等等。解决好诸如此类问题，归根到底，要靠我们的实践和智慧。同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天下为公”“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等思想，也可以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进程中的问题，和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在西方，但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揭示和反映的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因此它和中华文明并不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文明。我们注意到，由于中华文明秉持的是“天人合一”的理念，和西方思想界在马克思主义之前认为自然界有规律、社会发展没有规律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而和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界和社会发展都有规律可循是一致的；中华文明强调的“格物致知”、“实事求是”等“实学”传统和崇尚的易学、阴阳学说等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更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而简单地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不能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由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这是我最后要强调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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