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从“西天取经”到“重回东土”

原题：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

从“西天取经”到“重回东土”

从鸦片战争以后，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为民族复兴前仆后继，推动了洋务运动，发起了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掀起了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献身于抗战和社会主义革命，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投身于改革开放大业，我们属于投身改革开放的第六代知识分子。在2016年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跟前五代知识分子比起来，民族复兴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我们是最幸运的一代。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有个认知：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一定有其成功的道理。掌握这些道理，就能用以帮助我们自己的国家实现现代化。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我出国留学选择经济学，一开始也是抱着“西天取经”的想法。

经过多年观察，我发现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因为遵照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理论（包括经济学理论）制定改革发展政策成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而从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看，少数成功的经济体的政策，包括我国的渐进双轨制的改革，理论上都是错误的。

为什么？

这要从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理论从何而来说起———

理论来自对现象的观察。发达国家社会科学的主流理论，是发达国家的学者通过观察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现象总结出来的。在理论中，只保留了几个重要的社会经济变量，其他成千上万的社会经济变量则被舍弃掉，成为这个理论的暗含前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因此，由于暗含前提不同，运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看似相同的问题也会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结果。

1988年，我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下属的发展研究所工作。当时，国内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根据国外盛行的理论，治理通货膨胀的办法就是提高利率。但当时我国采取的是治理整顿，以行政手段砍投资砍项目，以此降低总需求，压低物价水平。从国外主流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用行政手段治理，难免会有“乱点鸳鸯谱”。但是，如果中国政府真像国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不理性，我国如何在1978-1987年维持9%的高增长？后来我想通了，这是因为国内有大量和国防安全及国计民生相关的大型资本密集型企业需要低息补贴才能生存，提高利率就要求给予更多财政补贴，财政赤字增加，只能通过增发货币得以弥补，必然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发达国家能用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胀，是因为发达国家不存在这样的企业。

所以，从1988年以后，我就不再简单运用国外现存的理论，碰到改革开放的问题，自己了解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谁是决策者？目标为何？有何限制条件？有哪些可能的选择等等，来自己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

沿着这一思路，当国外盛行“中国崩溃论”时，我和蔡昉、李周于1994年出版了《中国的奇迹》。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15年，我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到2030年我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当时，社会各界都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如今，第一个论断在2014年就已经实现了；第二个论断，已是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共识。

在我看来，更重要的不只是这两个预测，而是围绕中国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如何经由计划和市场并存的双轨制，逐步走向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解决之策与条件所作的分析和提出的建议。

经过自1988年以来的探索，我逐渐形成了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同时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总结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结构经济学。

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较为相近的历史、起点和追求，因此，来自于中国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追求，具有较好的参考借鉴价值。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作为一名经济学工作者，为了民族复兴的最终实现，也为了构建共享富足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辜负这个时代，要为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而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