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为人民——广州市政协“有事好商量”启示录

自2018年以来，广州市政协“有事好商量”民生实事协商平台已围绕16个民生问题展开协商，至今共有345名委员参与调研协商，市政协各专委会先后组织开展专题调研139次，共提出219条对策措施。这些举措让广州的协商民主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增添了“加速度”，让人民当家作主有了更加实实在在的抓手。

■畅通渠道、完善机制，积极建言资政

“坚持以党委领导为保证、以政府支持为关键、以政协统筹为基础、以委员和群众参与为根本，并由市委印发‘有事好商量’民生实事协商办法将其固化为制度，通过聚合多方力量，切实提高协商质量。”市政协秘书长黄洁峰说。

今年4月10日，《广州市开展“有事好商量”民生实事协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正式通过，并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下发。以政策文件的形式，明确市政协与各政府部门通力协作、打造民生实事协商平台，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有了《办法》之后，我们与政府职能部门的沟通更顺畅，信息更对等，对协商的效果和落实的效果更好。”2018年首期“有事好商量”由市政协城建委负责组织，市政协城建委主任崔虹也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由无从下手到游刃有余，她见证了“有事好商量”质的飞跃。

“有事好商量”以电视节目的形式，为政府、委员、群众、专家、媒体提供了一个共商民生实事的平台，也让政协委员从幕后建言走到台前协商。市政协委员、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谭国戬已参加了四期“有事好商量”协商活动，他最大的感受是“一直在进步”。今年以来，“有事好商量”逐渐走出演播厅走进现场，如第1期“改造交通拥堵节点，提高交通智能化管理水平”、第3期“持续做好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第5期“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养老服务水平”都把录制现场选在了调研现场。

对于这种变化，政协委员自然是举手赞成。谭国戬认为，这是“有事好商量”切实为群众解决民生问题的坚定态度决定的，“有事好商量”是民生工作而不是综艺表演，只有走出演播厅、走进现场，才能更好地走入群众，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

今年5月，“有事好商量”协商活动被中组部选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攻坚克难案例”之一，在全国宣传推广。“有事好商量”日益成为广州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知名”品牌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改革的创新举措。

■协商为民、凝聚共识，汇聚发展力量

人民政协要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就要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的理念，为实现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一年多来，“有事好商量”在推动解决民生实事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加装电梯、开门治水、养老配餐……这些保障和改善民生之举，体现了协商平台为广州人民多办好事实事，助力党委政府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给广州带来变化，增强了市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最重要的还是深调研。”崔虹和谭国戬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调研在“有事好商量”中的重要地位。

据统计，每期“有事好商量”至少都要调研、开座谈会五次以上。在录制前，委员们都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到群众家中深入调研，并与基层代表开座谈会，掌握“第一手”资料，经常回家后，还要写发言稿、修改台本。

“虽然很累，也花费了大量时间，但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在节目中，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不正是我们政协委员的职责吗？”市政协委员、广州市台联会副秘书长蔡武说道。

尽管距离首期“有事好商量”——“老楼房的电梯梦”播出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但“商量”的余热犹在，并在不断发酵。谭国戬至今仍然会不断收到群众的电话，咨询老楼加装电梯的事宜。

“身为政协委员的我们，何其有幸，能有这样开拓创新的民主协商平台，为国为民谋福祉。若国家是一台严谨运转的机器，我们则是润滑剂，寻找机器损耗、松落的细微之处，见微知著而又从细微做起，保障国家机器稳固前行。”谭国戬说。

一年多来，民生实事协商平台始终在协商成果的办理、督办、反馈上下功夫，实现协商成果与办理的无缝对接。政府部门从中找到了解决这些民生难事的抓手和办法，市民也从中看到了民生问题解决的过程和实效，看法起了变化，从“要我协商”转为“我要协商”。在征集2019年协商议题时，多个政府部门主动与市政协办公厅对接，希望把本部门一些长期难以推进的工作纳入议题，很多市民也积极咨询参与协商的途径。比如，2019年最后一个协商议题———“加强业委会建设，破解物业管理难题”议题就是市住建局主动提议加入的。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市住房保障办主任王宏伟参与了2019年第2期“有事好商量”。他说，特别感谢市政协搭建的“有事好商量”平台。“群众的呼声、群众的需求能第一时间得到响应，政策也能第一时间得到群众的理解，这是广州市探索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很好的实践探索。”

广州市政协主席刘悦伦说，“有事好商量”民生实事协商平台既搭建起政协委员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商渠道，也搭建起政府部门与群众代表、专家学者与界别群众以及界别群众之间的协商渠道，促成了协商主体之间零距离沟通，由“文对文协商”转变为“面对面协商”，由“阶段性协商”转变为“动态性协商”，让协商看得见、摸得着、落得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