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工匠周东红和宣纸的故事

发布时间: 2019-08-27 10:32 | 来源: 人民政协报 | 作者: 胡方玉 | 责任编辑: 卢佳静

  周东红简介: 十二届安徽省政协委员,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捞纸工人。参加工作30多年,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最美职工”“大国工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好人”等荣誉称号。


有一种物件,一直洞悉着中国书画家的心思。

它的名字叫宣纸。

在万木葱茏的安徽省宣城市泾县,青檀树皮与沙田稻草欣然相逢,在杨桃藤汁与山泉水的见证之下,一段旷世奇缘至此天成。

宣纸,便是这段美满缘分的结晶。

这是大自然对泾县的馈赠,也是这里奉献给人类的礼物———宣纸的制作技艺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千百年来,玉骨冰肌的宣纸与艺术共生,与文化共存,彰显着书画家们的内心所想,渲染着他们的意念所及。

不过,这些深远的背景和意义,年少时的周东红并不是十分清楚。入行前的他只知道,造宣纸是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

多年后,他从一名捞宣纸的学徒工蝶变成大国工匠,手艺渐渐升华成了守艺……

第一次远行

1986年的2月中旬,春节刚过,乍暖还寒。

一大清早,节日里走亲访友的人流还未形成,19岁的周东红便收拾停当,准备一趟远行。

周东红是泾县丁家桥人,他当天要去的地方叫乌溪,两地相距30多公里。

这是青少年时期的周东红最远的一次出行。而从今天来看,也是他人生最重要的出行之一。

对于这次意义非凡的行动,周家给予了高度重视。母亲为周东红准备了一套体面的衣服和一顿丰盛的早饭。而周东红自己则将家里的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擦了又擦,查了又查,每一个环节都认真细致。

“这辆自行车是家里最拿得出手的大件,是我在江里捞虾换来的。”周东红说。

沐浴着早春的阳光,周东红骑着这个在当时堪称豪华的出行装备,显得意气风发。当然,他心里还有一些忐忑———这趟远行,将影响着他们家未来的生活质量。

春节前夕,村里一位在泾县宣纸厂(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工作的熟人告诉周东红:厂里最近要招一批学徒工,你可以去试试。

对于这个远在30公里之外的国营宣纸厂,周东红原本并没有什么印象。但他忽然想起,这个厂里的人买过自己的鱼虾,且每次成交量都不小。

这一细节丰富着周东红的联想,并让这个宣纸厂的形象在他心中变得立体又高大。“如果能到这里上班,应该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周东红心中充满了神往。

约摸三小时后,周东红终于到达了宣纸厂所在的乌溪村。厂里的熟人接待了他,并将其介绍给生产科科长。在这位科长的安排下,周东红被带到了一个边长2米左右的水池面前。

绝大多数泾县人都认识这个水槽——这是制作宣纸的纸槽。

入水、弯腰、出水……在科长面前,周东红展示着宣纸制作中捞纸的基本功。一番操作之后,科长留给他一句话:课法(动作规范性)还行,回去等消息吧。

这场简短的面试,成为周东红人生的重要转折。一个星期之后,他等到了自己期待的消息,成为了泾县宣纸厂的工人。

母亲的两次发火

实际上,在这次面试之前,周东红和宣纸已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1982年7月,家中姐妹兄弟共7人的周东红辍学。按照原来的人生剧本,当年秋天他可以进入初三,但困难的家庭条件对剧本进行了改编。

辍学的周东红在家务农。他排行老四,是家里最大的男孩,父亲听力不好,于是他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我所有的农活都会干。”周东红告诉记者。

除了农活,他还有一手捉鱼摸虾的本事。每到夏天,他就在家门口的青弋江中结网下笼,用收获的鱼虾换来家中急等的零用钱。“经常从傍晚忙到凌晨,运气好的话,一次能捕到上百斤。”

而在周东红的母亲看来,这种水中的功夫并不算正道。更让她不放心的是,江中水情无常,长期劳作是一件充满危险的事情。

“还是学一门手艺吧!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母亲给周东红设计了人生之路。

1984年下半年,周东红成为了自己二姨夫的徒弟———二姨夫是木匠,手艺不错,一天的收入曾高达两块二毛钱。

然而,身材纤瘦的周东红,使唤起斧头、刨子来,怎么也不如渔网虾笼一样顺手,“我就不是木匠的料子,不管怎么刻苦,就是掌握不了窍门。”半年后,自认为入错行的他放弃了成为鲁班的念头。

母亲为此大骂了这个“不争气”的孩子。骂完过后,又找到自己的弟弟将周东红带到宣纸厂学艺。

周东红母亲老家在泾县小岭,这里是宣纸的发祥地,周东红的舅舅就在村办的小岭宣纸厂工作。

1985年的夏天,舅舅领着周东红逐个观摩宣纸厂里的车间:在晒纸车间,50多度的高温让他看着就浑身冒汗;在剪纸车间,全是女工的场景,也不符合男子汉气质……当他到捞纸车间,看见两名工人站在水槽边晃动一下竹帘就把纸张制成时,终于欣喜若狂:“这个好!轻松,凉快,我就学捞纸吧。”

舅舅对于周东红的选择也很高兴。因为他的妻弟就是厂里的捞纸工人,这让他减少了为外甥找师傅的难度。

周东红再次踏上了学艺之路。他每天清晨起来,傍晚才下班,期间全神贯注看着师傅的每一个动作。由于长时间在水里作业,一周后,他双手开始到处起水泡,手丫里全是红点子。

这让他再次怀疑是否选错行当,“捞纸怎么比学木匠还难?”

于是,周东红与师傅不辞而别,回到家中谎称“厂里放假”。几天后,舅舅与师傅碰面后发现外甥“失踪”,连忙赶到姐姐家报信,却发现他就在家中……

母亲又一次大发雷霆。之后,她与弟弟轮番出场,摆事实、讲道理,对儿子开展了一波触及灵魂的思想教育。

事后证明,这场头脑风暴及时且富有成效。周东红跟随舅舅返回了纸厂,直到年底被强行终止学习。

职场首月

周东红的学艺形式属于“走后门”式的偷学行为。

当时的泾县,年轻人学习造纸蔚然成风,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进入纸厂当学徒。于是便出现了大量的编外学徒:这些年轻人没有通过厂里,自己花钱直接找师傅学艺。

这是厂里不能接受的。因为带徒需要占用纸槽和师傅的时间,对厂里的产量有影响。在睁只眼闭只眼一段时间之后,厂里终于对这些编外学徒下达了“逐客令”。

周东红只好回家。巧合的是,县里的国营宣纸厂招收学徒工,他幸运地被录取。

同样巧合的是,小岭另一名捞纸的学徒也来到这里。周东红与之一拍即合,组成了捞纸的搭档。

在宣纸制作中,捞纸工人是两人一组:一张帘子,两边站人,一个为主,一个为辅。主者称掌帘人,辅者称抬帘人。

周东红与同事互为主辅,每天起早摸黑,辛苦并快乐地迎来了职场满月。

不过,到第二个月发工资的时候,他们俩傻眼了:上个月干的活远远没完成任务——量是够了,但成品率极低。

周东红这时才真正明白,捞纸不但是“累”,更是“难”。“对于一个天分很高的人来说,捞纸至少要三年时间才能出师;尤其是掌帘,很多人一辈子都做不了掌帘师傅。”

捞纸技术难在哪里?

简而言之,捞纸就是两工人站在捞纸槽外,不停地重复肢体屈伸动作,用竹帘从纸槽中捞出纸浆(处理好的草浆、藤汁和泉水的混合物),形成纸膜后揭下来并规整地码放好。

但每捞一张纸,纸槽中的浆料就会变少,纸浆浓度随之变低,同时纸浆沉淀的位置也会发生变化。而工人捞出纸的分量却不能变:以规格为四尺的宣纸为例,一张纸的重量浮动仅为1克左右。

这就要靠掌帘人带动抬帘人,不断更换捞纸姿势。“每捞一张宣纸,姿势都有细微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捞纸尤其是掌帘的精髓。”周东红说。

而宣纸的种类有100多种。这就意味着捞纸工要熟悉100多种水浆动态,练就100多种分寸得当的手感,体味100多种细微差别。

此外,纸浆捞出后码放的动作同样难以把握。即使是熟练的老师傅,稍微不注意就会存在水皱、水泡或水洞等瑕疵……

由此可见,两位职场新兵,完不成任务也在情理之中。

两个年轻人都垂头丧气,怎么办?

“当时真有点打退堂鼓了,但想想还是要坚持;捞纸是我的饭碗,还是一个很有面子的饭碗———我们穿着工作服去买菜,菜价都比旁人贵!别人能坚持,我为什么不能?”半年多前周东红接受的那场思想教育,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

两个人赶紧调整,分别在厂里再次拜师求艺,巩固抬帘技术,系统地学习掌帘技艺。

学徒工到生产能手

1986年5月,泾县宣纸厂某个纸槽边。连续两个月没有完成任务的周东红,毕恭毕敬地站在师傅沈洁明的身旁。

“捞纸,关键看你自己怎么学;我教你的每句话,你不但要仔细听,还要用心悟,三心二意肯定学不会……”沈师傅擅长掌帘,是厂里有名的技术骨干。对于眼前这个慕名找到自己的徒弟,他从思想上开启了徒弟的学习之旅。

每天凌晨两点,周东红就来到捞纸车间,做好卫生清洁、器具摆放等准备工作,候着师傅上班。他以抬帘者的身份和师傅搭档,偶尔也会和师傅换位,实践着师傅传授的要领。直到下午六点,师徒二人才下班。就这样寒来暑往经过了一年多的时光。

第二年,厂里扩大生产,又招了一批学员,其中有2名分到沈师傅的身边学艺。这给周东红的技艺长进提供了机会,“这期间,我掌帘的机会猛增——因为师傅要在抬帘那边教师弟入门。”

在师弟们基本掌握抬帘技术之后,周东红建议师傅不必起早,以便自己可以获得更多掌帘机会。他协助着师傅完成工作任务,同时学会了纸帘维修等技术,让师傅不必为生产工具的保养而费心思。

为了弥补产品合格率不高的缺陷,周东红不断延长着工作时间,甚至凌晨刚过就来到纸槽边,“那时候,困得不行,床头要放两个闹钟才能把自己叫醒。”

除了疲惫,长时间泡在纸浆中的双手,也持续不断地考验着周东红的学艺决心:

“在春冬季,手上长满冻疮,肿得跟萝卜一样;到了夏秋季,双手溃烂到整层整层地脱皮,只能靠涂抹药膏缓解疼痛。”每天下班后,周东红的手掌要始终保持张开的姿势,好让双手通风透气。

1987年夏季,周东红曾在农忙时回家帮忙。母亲发现,儿子的双手已经不能再插秧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周东红的捞纸技术日益提高,不同品种纸张的分量也能够稳定控制。1988年3月的一天,师傅看着他捞出来的产品,说出了一句他期盼已久的话:可以了!

很快,厂里组织了对周东红的业务考核。结果显示,他捞出来的纸合格率在99%左右!换句话说,他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了别人三年都难以达到的学习成效。

当年8月,周东红正式出师,同时自己也开始带徒。第二年初,他还接到了厂里给他颁发的“生产能手”奖状。

大国工匠

第一次得到荣誉,让周东红感觉“十分美好”。两年后,这份美好的内涵得到延伸:1991年,他与妻子张晓霞结婚。

成家后的周东红,多了一份养家糊口的责任,更加增添了对工作的关注度。他每天很早起床上班,下午六点多才回家,“我们那时过的是半夜夫妻。”张晓霞经常这样笑称。

作为一名捞纸工人,周东红的双手依然在经受着酷暑寒冬的煎熬。张晓霞回忆,丈夫的双手经常肿胀、流脓,以致女儿小时候都不敢让爸爸抱一下,生怕被他的手传染了。

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捞纸工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保持手感。“冬天里,即使纸槽上冻,也要用锤子把冰块砸开,毫不犹豫地下水。”周东红说。

在同事们的眼中,周东红是一个特别专注的人:工作中的他,从不带手机到车间;他的神情总是高度集中,生怕外来干扰影响到自己捞纸时的状态……

潜心工作的周东红,技术越来越好,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

1993年,厂里接到一份特殊订单:要做一种失传已久的“扎花”宣纸。这种纸的成品每刀只有2斤8两,不到正常规格(6斤1两)的一半。

这种超薄的宣纸,制作难度极大。“当时,厂里很多人试捞,都不成功,最后只有师傅上马才把任务拿了下来。”周东红的徒弟赵志刚介绍。

肩挑重担的周东红,身心完全进入试制这种订单的状态中,直到把自己累到高烧不退。

“上班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宣纸,下班时去医院吊水,心思还在宣纸上。”张晓霞回忆,医院里的周东红一只手插着输液针,另一只手捧着关于“扎花”的资料。

终于,在无数次实验之后的一个夜晚,薄如蝉翼的“扎花”在周东红手中重现于世。

“扎花”的成功,更加奠定了周东红在厂里的地位,之后屡屡承担着重大技术攻关工作,并不断得到认可——在人才济济的泾县宣纸厂,他几乎年年都是先进。

慢慢地,他的荣誉扩展到了企业之外。

2007年,荣获宣城市第二届“杰出职工”称号;2009年,成为县级劳动模范;2012年,成为省级劳动模范;2015年,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并成为央视报道的首批8名“大国工匠”之一。

2016年3月,他荣获第二届全国质量奖提名奖;2016年4月,荣获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会联合授予的“最美职工”称号;2017年年初,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并成为第一万名“中国好人”……

情感与责任

在这期间,周东红对宣纸的认识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2004年,厂里实行企业改制,有人邀请他担任宣纸销售企业的负责人,他谢绝了。

“捞了这么多年的纸,天天和同事一起捞纸、吃饭、探讨捞纸技术,这些成了我的习惯;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我爱上了这一张张宣纸,不再感觉捞纸是一件辛苦的事,而是一种快乐。”周东红说。

在张晓霞看来,捞纸对于丈夫已不再仅是饭碗,更是一种情感和责任。

周东红如今依然在生产一线。2012年,他被调到宣纸文化园。这里是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他在这里捞制古艺宣、乾隆贡宣等高档宣纸,同时为广大游客展示宣纸制作技艺,协助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事宜。

传承,正成为他工作中的关键词汇。

作为师傅的徒弟,他被沈洁明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艺。此后,他也将这个传统持续发扬。在30多年的时间里,他带了30多名徒弟,并对他们倾囊相授。徒弟赵志刚说,“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师傅对我知无不言,精心指导。”

如今这些徒弟们大都成为了公司的骨干,其中产生了一批先进工作者、工艺美术师和捞纸技艺传承人。

在徒弟们带来欣喜的同时,周东红也有遗憾:这些徒弟中,2000年以后进厂的,基本上没有了。

周东红告诉记者,从事宣纸尤其是捞纸的人员正呈现老年化趋势:每年宣纸行业新增捞纸工数量逐步减少,其中还不断有年轻人离职,这成为了宣纸传统技艺传承的一大难题。

2018年1月,周东红成为十二届安徽省政协委员,他开始利用各种机会为宣纸技艺的传承呼吁。

在2018年和2019年的安徽省两会上,他都建议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宣纸,加入宣纸行业。

事实上,宣纸的传承向来被各级相关部门重视,仅周东红所在的企业一直就有传、帮、带机制,同时还建立了技师、高级技师评聘机制,“但这对于传统手艺来说还不够,宣纸制作人才的培养最好能纳入到全社会的评价体系。”周东红认为。

他建议要进一步改善宣纸制作的工作环境,为从业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减轻劳动负担;要通过各种激励方式,评选年轻的技师,并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要给予一线工作者得到社会认可、评职称机会,让年轻人愿意长久留在这个行业……

“宣纸是国家的瑰宝,我们有责任让它长久繁荣下去。”周东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