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理：大运河的文化内涵与张力

原标题：大运河的文化内涵与张力

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一个寓意深远的话题。它不仅是对这条有着1400多年的漕运大动脉的一次集中总结与思考，更是对运河文化融入当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次促进和检验。

首先，开凿大运河这条漕运大动脉的想法就表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敢想敢干、敢于开拓创新的民族。遥想隋代能够开凿这么一条用于国家漕运的大动脉，从文化的角度解读，的确是一种人类智慧与创造性的一个巨大胜利。尽管其间经历过多次开挖与整修，但是每一次都最大限度地集中了人民的智慧与力量。不管是明清之际通惠河、会通河的相继全线通水通航，还是近年来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顺利实施，都是大运河文化这根藤蔓上结出的果实。运河文化的内涵，就是我们的先民敢想敢干的聪明才智与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民族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上古神话精神的传承。

其次，大运河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文化载体。大运河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发挥了漕运大动脉的作用，对沟通南北、调剂余缺起了巨大作用。也正是因如此，才让中华文明这个具有精神内涵的“核”，在物质财富外表上得以传承。

大运河从吴越之地的杭州湾流出，经钱塘、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串联了长江三角洲、黄淮海平原、与草原文化相连的京畿之地，这些中华文明发源最早、人口密度最大、物产最为丰饶的地方，客观上成为多元文化的载体。文化载体是一个富有张力的元素，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所言，“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像；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型。”正是这些先天的文化元素，让大运河沿岸相继催生了以孔孟之道为宗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京畿文化、吴越文化……这些文化又与草原文化、茶马文化、民族宗教文化紧密相连。因此，大运河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承担了沟通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职责。

从历史的角度看，大运河在促进我国南北交往、东西互惠互利方面发挥的作用是巨大而长远的。以竹制品加工工艺的传承来说，就是因为明清政府在漕运政策中有一条“船工在完成所运粮之外携带的竹子免税”的规定，使沿大运河两岸许多重要码头城市都有了一个名叫“竹竿巷”的地名。这些地名不仅保留至今，而且有的仍然延续了几百年以来的竹艺加工传承。山东的台儿庄、济宁、临清、德州，都有竹竿巷，至今的济宁、临清都有竹艺加工的产品，并且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又比如，哈达是西藏、内蒙古信仰藏传佛教的人们用于表达礼仪的一种宗教文化用品，由于明朝时期临清是重要的桑蚕生产基地，故而这里成了哈达的产地；波斯猫是明代波斯商人沿丝绸之路带来的猫与鲁西猫杂交的品种，如今已有80多个品种，“猫文化”也成为一种有趣的现象。

运河文化是一种张力特别强大的文化。细细考究大运河两岸城市的民风民俗就会发现，在多元文化交流过程中，催生或碰撞常常会产生出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山东临清盛行的“铭瓦葬”、临清餐饮中的“十香面”“八大碗”，临清生产的以宁夏滩羊皮为原料的“千张袄”，还有临清的胡同文化，就是运河文化张力下出现的文化现象。

此外，由于运河本身带来的繁荣，也必然会刺激和产生优秀的文化产品。因此，文化与社会现实相互依赖的特点就得到了张扬。明清文学之所以能产生以大运河岸边的临清为背景的《金瓶梅》《梼杌闲评》等文学名著，临清之所以成为曲艺之乡、京剧之乡、武术之乡，都与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临清传：大运河文化的一个支点》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