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创新驱动发展”专题协商会综述

在以技术实力为基础的经济“战场”上，我们不可能设想用对手制造的工具击败对手。

曾经，在技术差距较大的领域，我们有机会引进别国的成熟技术、学习和利用别人的先进经验，通过引进、消化、集成创新，在许多工业领域和中低端产品上取得长足进步和瞩目成就。然而随着中国诸多领域的技术开始向高端挺进，“卡脖子”成了在科技创新过程中最常碰到的“硬骨头”。

5月14日，全国政协“创新驱动发展”专题协商会上，近百名院士委员共商“创新”大计。在科学技术的道路上从没有捷径可以走，坚持自主创新，集中力量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问题，是院士委员们内心最深沉的呼唤。

■“系统性”解决分散的问题

“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短板问题凸显”，这是写进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

在全球科技创新加速的趋势下，通过自主创新之路补齐这个“短板”是必由之路。

“某些产品或者某项技术被‘卡脖子’只是一种表象，更深层次的根源在于，我们在创新的环境和机制上被卡住了脖子，影响了创新能力。”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委员在多年量子通讯技术的研究中，没少遇到被“卡脖子”的事情，有一个切身感受是，我们对于若干关键领域的长远规划和顶层设计还是有所不足。

拿一个成熟的芯片产业来举例，潘建伟介绍道，要依赖从相关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再到产业化的全链条顺畅发展、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优势。但就我国而言，由于聚焦长远的系统性布局有所欠缺，基础研究总体上得到的支持偏少，而研究本身又往往停留在论文上。“对于若干技术突破，即使在指标上已满足应用的需求，但在工程化方面受限于整体工业水平，往往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潘建伟说，而到了产业化阶段，企业长期以来抱着“能买就买”的心态，片面追求尽快获利，研发的动力和能力都不足。

如此一来，上中下游都存在缺陷，关键领域的创新能力就会受到影响。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一戎委员有着同样的感受，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个科学发现出现后，很快就会有利用科学发现的颠覆性技术，这些颠覆性技术又再造或升级了相关产业。“因此当今的科技创新必须有一个完整的长链条，串起各个科技创新要素，才能完成最终的创新。”吴一戎说。

融合、系统、统筹，这是委员们在谈到创新链时的高频词。

“聚焦卡脖子技术，要系统性统筹规划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钱锋委员看来，要解决问题，“摸清家底”是基础。“结合大宗原材料工业和下游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基础、规模、增速和未来增长潜力，以需求为导向，由政府组织技术需求侧和供给侧各领域的专家，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再到工程应用逐个分析产业链条，寻找需要突破的关键理论和核心技术瓶颈，厘清哪些地方被卡住了脖子，系统规划哪些核心技术需要重点突破，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突破。”钱锋说，然后整合科技资源，构建需求驱动的协同创新链，研发一批具有全局性影响、带动性强的原创性关键技术和系统。

创新要素融合中，研究团队的融合是要义之一。

2013年，高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启动，经过全国有关领域学术与管理专家的多次论证与充分竞争，在涉及我国核心技术领域的科学前沿领域分两年遴选认证了8个科学前沿协同创新中心。

来自高校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委员对这些协同创新中心非常熟悉，“通过协同创新中心开展的跨学科融通创新，促进了理、工、农、医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度交叉融合，在解决前沿科学复杂问题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并成为相关领域的科学智库，完全可以成为针对解决‘卡脖子’技术的基础研究问题、形成聚焦式长期研究的稳定团队。”

■解决关键问题需打破“惯性”

汽车发动机、航空发动机重不重要？

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工业母机……等瓶颈仍然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其中“工业母机”就是高端数控机床，直接关乎汽车和航空发动机的国产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林忠钦委员参加了多次数控机床专项的监督评估工作，他发现，一个新的数控机床产品需要通过大量应用才能逐步成熟可靠，但应用单位不愿意承担这个过程的风险和压力，宁肯花高价直接购买国外机床，造成国产机床得不到应用、成熟和完善的机会。

“航空发动机是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制造工艺与装备系统更加复杂，如果同样依靠国外进口机床，后果不可想象。”林忠钦的建议显得有些急迫，希望有关部门能拿出有效对策扶持国产机床在航空航天、汽车等重点领域的应用和推广。“过去30年我国机床工业一直在持续不断努力，其实高档数控机床并非高不可攀，难就难在我们是否能够主动用自己的产品。”林忠钦说。

换句话说，支持自主创新就要解放思想，要有从行动上支持国产的勇气和魄力。

与此同时，在委员们的建言中，需要改变的还有科技资源配置模式。

“要改革‘机械化’‘切蛋糕’式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把增量资源向新兴领域和‘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方向集中。”中国科学院院士谭铁牛委员反映说，目前科技预算和资源配置模式简单、老化，关键技术得不到及时支持。我们一方面要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就当前卡脖子的“燃眉之急”和制约长远发展的“心腹之患”谋划一批重大项目，充分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另一方面，要根据第三方权威的国际研究前沿发展态势分析，把新增资源向前沿、新兴领域集中，真正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近年来我国在重大项目和重大科技专项上的投入并不小，但因为缺乏系统性和统筹考虑，同水平重复成为一个“槽点”。

同样致力于让“好钢用在刀刃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左宁委员建议，要以国家实验室、重大项目、政府基金等为抓手，把以国家主导的科研创新体系与企业主导以市场竞争为主的科研创新体系相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局面。

从华为在5G技术上的领军地位，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企业主体作用不容忽视。

中国工程院院士马永生委员来自企业，从企业参与核心技术突破的角度，他深以为，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强化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牵引，着眼支撑当前产业发展和引领未来产业发展，对标世界科技前沿，凝练关键科学问题、技术问题和工程科技问题，努力抢占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国有企业结合自身特点，以市场化为导向，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通过建设‘科技孵化器’，推动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中国要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发达国家相遇在这个“正面战场”。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进步和实力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