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委托民盟中央年度重点考察调研纪实

原题：数”化万物“智”在融合

——中共中央委托民盟中央“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年度重点考察调研纪实

■编者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正在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数字经济以数据为要素，以网络为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为推动力，带来全新的网络基础、产业结构和生态。数字经济本身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是实体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同时数字经济通过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又能为实体经济赋能，对传统产业实施数字化改造升级，可以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转型最为关键的“成本、质量、效率、效益”等痛点问题，是目前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朵雪花是无辜的。

2018年，全球经济疲态尽显。位于东半球亚洲版图上的中国，受国内外复杂形势影响，实体经济下行压力陡然增大。

与实体经济的寒意潺潺相比，中国数字经济近年来的表现可谓逆势而上，表现抢眼：根据上海社科院研究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增速已连续三年排名世界第一。2016年到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了74.07%、57.50%和60.00%。

可以说，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一高屋建瓴的论断，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以数字经济助推实体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从三月下旬玉兰花开，到四月中旬杨柳青青，受中共中央委托的民盟中央重点考察调研活动开启。充分考虑自身优势和特点后，此次调研主题确定为“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兵分两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带队赴重庆和浙江调研，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陈晓光率队赴广东和贵州调研，期间民盟中央还委托民盟地方组织同时在各地进行补充调研。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个个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图景，渐次展开，这期中有惊喜、有敬佩、有兴奋，当然也有疑惑、有遗憾、有期许。无论如何，世界经济未来一定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战场，我们抓住了这个方向，尽管仍在路上。

一头冷与一头热

重庆、浙江，广东、贵州，在两路调研中，尽管各地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基础不尽相同，但四地对数字经济的“认识”都非常清晰。

“主政”山城重庆的陈敏尔书记，在浙江和贵州时就以抓大数据工作而“著称”。党的十九大提出数字中国的概念，重庆经济又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重庆市委市政府抢抓机遇，出台了大数据智能化行动计划的文件，在全市掀起数字经济智能化新的高潮。同样，贵州是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也是国家大数据技术创新试验区，原本就在大数据产业上进行了提前布局，实现后发地区“弯道取直”，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打下了一定基础。

而同样是聚集了一批数字经济的互联网龙头企业，广东省政府出台了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先后制定一系列政策文件；浙江省委、省政府则积极部署实施了数字经济“一号工程”，聚焦浙江省数字经济5年倍增行动计划，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谓有行动、有举措、有成效。

可以说，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数字经济作为新动能，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毋庸置疑。

但在调研中，有些毋庸置疑、不言而喻的道理，要真正做到，还需要一段距离。

“我们企业是做数字工厂的，当跟传统企业谈合作，提出制定智能化数字化改造方案时，有的企业态度非常直接，就问能不能带来新的更多订单，不能就免谈。”在深圳调研时，速加网创始人兼CEO向调研组反映，对于实体企业而言，他们关注的首先是订单、其次是资金，这样他们才能活下去，然后才是效率，也就是活得更好。

这是在改革开放前沿占地、市场经济发达的深圳。其实在浙江、重庆和贵州，这样的声音同样存在，其中在小微企业中数字化改造积极性不高的情况更为普遍。

能力不足、技术储备不足导致企业“不会”数字化；数字化投入风险大、效果不可预知导致企业“不敢”数字化；跳不出传统发展模式、依赖原有路径导致企业“不想”数字化。尤其在亟须融合带来转型动能的工业互联网领域，互联网平台商、服务商的热情和积极性要远高于工业企业。

“一头冷一头热”，调研组两路在四地辗转，这其中有地域间温度的变化，也有融合中发展的“冷暖”。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从来不是矛盾。

作为《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14-2020年）》主要起草人之一，民盟中央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安晖认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是一个非常宽范畴的事情，做起来一定要具体细化。“要在产品、生产到销售等领域，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找出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在哪里，数字经济对这些方面的影响各不相同，有的是替代性的，有的是提高性的，要能供需对接才能激发积极性。”

标准，融合的暗号与密码

在深圳华龙迅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调研组看到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最真实场景。

一个木星工业物联网平台，直接打通了控制技术和信息技术，搭建起工业制造与信息技术的桥梁。通过虚实映射，制造车间里每一台机器都在平台的虚拟场景中有一个“替身”，每台设备产生的大量实时数据直接传输到平台相应设备上。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平台直接控制和操作现场机器。”企业负责人带着调研组一行来到一块演示板前，“假如某一台机器的保护盖没有盖上，虚拟机器上的保护盖部分就会立刻报警，指出具体问题所在。”该负责人说，相比较传统的人工操作，我们可以通过虚拟端的控制，直接把打开的保护盖再盖上。

其实调研组看到的只是模拟场景中很小的一个示例。目前华控迅达已经创建了包括风电、烟草、医药等上千万个模型，供全世界各行业使用。

华控迅达是调研组两路考察的40多家在融合上有特点、有经验、有成效的企业之一。但即便在这些先行先试的企业中，也并不都是一帆风顺。

“和全球连接、易于标准化的消费互联网不同，工业互联网标准化难度大，门槛高，不仅涉及的生产设备多种多样，且业务链条长，模型复杂，若不能和工业领域的技术深度融合，工业互联网还是‘两张皮’。”在调研中，不少企业反映，IT和OT（涉及工厂内自动化系统的操作技术）很难打通，往往是IT与业务分离、甚至严重分离。

无论是产业技术标准还是统计标准，标准缺失是企业反映的几个集中问题之一。这使得部分就算已经参与融合的企业也实际上是各做各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行业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都还缺少一道融合的桥梁。

从政府层面，多头管理现象仍不能避免，就算是在将数字经济打造成“金名片”的浙江，为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浙江省成立了由省长牵头的数字经济发展领导小组，但在各省级部门层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工作条线仍然存在一定的混乱。例如“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相关工作由省经信厅统筹，“数字浙江”相关工作具体由省发改委落实，而涉及网络安全等又牵扯到省网信办，相关大数据工作成立了大数据管理局。

所谓“上面千条线，地下一根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需要的是一个没有信息的“孤岛”，数据充分流动的、统筹协调的整体。

“要知道数据在各个部门没有统一的标准，整合起来非常困难，数据之间相互不能兼容匹配，也让企业无所适从。”汤伦华是做数据采集的，他对标准缺失、数据混乱造成的难题感同身受。

在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长马宁宁看来，统计标准上多头管理和口径不一的问题，需要高位统筹。“这个现象表面看问题出在数据上，但其实还是行业统筹的问题，需要打破一些体制机制的藩篱，而产业技术标准完全可以由龙头企业牵头制定，提高融合效率。”

以政府为主导，企业做好配合，共同把顶层设计和支撑保障体系建设做好，这也是调研组认为夯实融合基础的关键所在。

破解“卡脖子”的核心技术难题

无论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还是以装备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关键技术称得上是融合发展的“命脉”。在工厂和车间，还是在园区和院所，调研组一行最关心的还是设备的核心技术是不是自己的。

“您看到的这些机器都是我们的自主知识产权。”在航天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的智能装配车间，相关负责人告诉调研组。但是在座谈会上，再次直面这个问题，负责人的解释更为确切：智能设备的框架是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内部的核心零部件还是进口别人的。

在广东省给调研组出具的一份数据显示，广东省集成电路自给率只有14%左右，无线射频芯片、传感器等5G核心关键技术80%以上依赖国外。东莞智能手机产出量占全球的20%，但操作系统、触控屏等核心技术则由谷歌和三星掌握。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中之重就是要解决技术供给问题，通过突破数字经济的关键核心技术来有效激发实体经济的新动能，为做强新兴产业、壮大基础产业、布局前沿产业提供技术支撑和安全保障。”针对在关键核心技术上的“卡脖子”现象，民盟中央科技委员会主任、创新方法研究会秘书长周元认为，当务之急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产业发展实际需求，加快数字经济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同时加快培育重大原创成果，解决“卡脖子”问题，集中力量突破芯片硬件和基础软件等短板。

令人欣慰的是，调研组也发现像易鲸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这样掌握了核心技术，且具备成为全球标准潜力的企业。

“易鲸捷掌握了融合型数据库的核心技术，研发的先进产品已经应用于国内外市场，对于我国自己掌握核心数据资源具有重大支撑作用。”易鲸捷执行董事李静说，要知道此前中国数据库市场一直都是被甲骨文、微软与IBM等国外巨头垄断。

但李静也不是没有烦恼，她最迫切的愿望是，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有关行业，能够开放更多的场景给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比如银行系统内部数据库的使用，现在我们与两家贵州省内银行达成合作协议，未来希望能有更多的银行能把一份信任交给我们。”

这个遥远的“呼吁”与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吴东文不谋而合，他同样认为，政府要做的是把融合环境基础打好，开放更多的场景让企业去应用，才能不断积累经验。如果我们有关部门一方面支持推动融合发展，另一个方面每个部门又卡得很严格，那这些融合实践是无法进行下去的。

“人”是一切发展的根本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长马宁宁戏称自己是“贵漂”。事实上，随着大数据产业的发端，西部省份贵州为了引进人才可谓使出浑身解数。

广东省也不是很乐观。在互联网产业领域，数据显示，广州市人才吸引指数为负数，是一线城市中唯一的数字经济人才净流出城市。

对于企业而言，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企业急需既懂大数据分析技术又懂得相关业务知识、既有互联网思维又理解制造业痛点的复合型人才。

“但现在不少从事互联网工作的人对制造业没有概念，最后做出来的东西自己觉得很好，实际上完全不能应用，达不到支撑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要求”，浙江省人力社保部门透露，尽管浙江省互联网人才济济，有关方面也不是没有短板。

人才的问题，离不开对教育体系的探讨。

调研中，作为人才需求方，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呼吁国家能加强高校重点学科建设，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加强多学科交叉整合，开设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相关课程和专业。

同时调研组认为，还可以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地方政府、行业龙头企业、产业园区共建产业学院，建立以市场需求、行业标准、职业需要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

其实，调研组在西部著名“职教城”重庆永川，也看到了职业教育在融合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可能。

永川目前有15所高等职业院校，在校学生规模达到12万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不仅要依靠高端人才持续创新，也要重视那些知识型、技能型、应用型的基础型人才，即‘数字工匠’。”永川有关方面负责人坦言，要鼓励企业与职业院校进行有针对性的合作培养，鼓励企业通过社会化培训体系升级实现人才转型。

两路队伍，十几天时间。在当前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宏大背景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将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调研组认为，现在这个阶段首要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既遵守市场规律，又懂得主动作为，只要找准了方向，剩下的就是坚持下去。在此过程中，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中的痛点和难点，一方面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没有到智能化阶段的企业，先补上自动化改造这一课；另一方面要并行推进，跨越发展，支持具备条件的工业企业率先探索融合路径，打造标杆和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