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简介：李容根，1950年生，广东宝安人。1975年至2000年间，先后任宝安县布吉公社组织委员、副书记，平湖公社党委副书记、书记，深圳市委常委，深圳市副市长，深圳市委副书记，深圳市政协主席。2001年调任广东省副省长。2011年1月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
2016年7月11日，李容根讲述在深圳从事政务、党务工作的经历。
我生在深圳，长在深圳，在深圳度过了半辈子。我很庆幸自己能与这个改革开放前沿城市一同生长，也很欣慰将自己交给了这座伟大的城市，为深圳付出了心血，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收获了满足。
一
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深圳走上了腾飞之路，各行各业迅猛发展。上世纪80年代，宝安还只是一个县，不属于经济特区，因此跟原经济特区相比，宝安县的发展程度还是相对较落后。当时宝安县财力不足，公共财力杯水车薪，尤其是教育与医疗欠账很多。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实践面临严重的困境，改革开放在理论上遭遇诸多难题的困扰。当时的深圳面临很大的压力，社会上对于深圳经济特区有很多的争论，不少人都在指责说“深圳姓资不姓社”。经济特区还要不要“特”下去？市场经济到底要不要搞？这都是当时面临的问题。
1991年到1992年期间，我作为宝安县委书记参加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深深感受到这一点。当时在与内地学员交流过程中，有的人还说：你们（深圳）除了国旗国徽，其他的都是资本主义！”我们学习的前半段，都是研究如何反“和平演变”，当时有些人认为“多引进一份外资，就多一分和平演变的危险”，这也让我感到很纳闷、很苦恼。
1990年代，李容根考察深圳档案馆建设。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发表了南方讲话，针对人们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疑虑，重申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不搞改革开放就死路一条。这一次的讲话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仿佛一下子就把改革的热潮涌动了起来，学习班的整个氛围都反了过来。
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之后，恰逢撤县建区，市委成立了厉有为同志为组长的撤县建区领军小组，我是副组长，主要从事撤县建区的具体工作。在厉有为同志的带领下，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撤县建区工作顺利完成。
其后，我调任深圳市工作。一开始，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同志找我谈话，想安排我到深圳市委工作，我当时提出去市政府工作的要求，我说：“我出来工作后一直都是从事党务工作，没有从事过政务工作，我想补上这一课。”当时李灏书记说：“如果这样，你从县委书记上来，分管教育、文化工作这一块怎么样？”感觉得到，当时李书记担心我不适应这些工作。我回答说：“没关系，我什么都不懂，从头开始学起，边学边干。”就这样，我就到了市政府任副市长。
二
刚上任接手教育和文化，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完成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教育改革、完善教育体系的要求，关键是怎么去落实完善教育体系的具体工作，例如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等等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
当时我提出了“抓好中间、放开两头”。所谓“抓好中间”就是义务教育一定要打好基础；“放开两头”就是幼儿教育、大学教育要放开，让市场参与办学。
如何完善教育体系？就是让有接受教育需求的人群有学习的平台，让办学适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需要的各类人才。
1991年，深圳办了一所供盲、聋哑和智障等各种残疾学生学习的学校——深圳元平特殊教育学校。但是，元平学校一直招不了生、开不了学，原因是那里存在严重山体滑坡的地质灾害隐患，险情还没有消除。处理滑坡总体要投入1000多万元，而当时治理地质灾害这一块没有列入建校预算。因此，学校有一个很大的资金缺口。由于元平是深圳第一间专门解决有特殊教育的学校，能完善教育体系的一块短板。因此，我和教育系统的同志们多方筹措资金，充分发挥社会筹资的作用。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1000多万元资金到位。但是，对于山体滑坡这种地质灾害的治理，当时的深圳没有经验。怎么办呢？因为深圳建设招标改革走在全国前列，我们就想到滑坡的治理也能用招标来解决，于是我们就决定在全国公开招标。当时全国参与投标的单位不少，最后是经验比较丰富的重庆山体滑坡治理研究所中标，这个滑坡隐患终于得以消除，元平学校才得以正式开学。该学校自开办以来，无论是在广东，还是在全国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1998年，李容根带队到香港警署考察。
当时还有另外一所学校——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招生。原来是因为没有落实土地建校，更无从建设办学场所。我找到当时的俞仲文校长，跟他研究如何向市委市政府申请招生。没有课室，借了当时的深圳外国语学校的课室来上课。省里没有给我们招生计划，市委市政府决定吃我们深圳自己的“口粮”，给他们大专文凭。
当时边上课、边建校，通过几年的努力，深职院最终正式落成。期间，我和学校部分领导班子成员赴香港理工大学调研、考察、学习。香港理工大学也是专门培养操作型的人才，学生动手能力强，刚好跟我们办职业技术学院的理念相吻合，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借鉴他们有益的经验。
这两所学校可以说在完善深圳教育体系上起到很大作用，当然这离不开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要办好教育、稳定教师队伍，提高师资质量是关键。上世纪90年代，深圳教师队伍的人心不够稳定，想打胜仗是不可能的。怎么稳定教师队伍呢？市委市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努力提高老师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且工资比同等级别的行政干部高10%；另外，优先安排住房，在房改中提供优待——如果夫妻俩都是搞教育的，买房资金的优惠力度可达10%；只有一方是老师的，优惠达5%……这些政策一直延续了许多年。
与此同时，为了提高老师的质量，我们提出“小教（小学教育）要大专化”的要求。当时有人质疑这要求是否太高了？作为我们深圳经济特区，要办好教育不能没有一支高素质教师队伍，达不到这个程度的老师可以通过培训进修来实现，我们当时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措施。实践证明，这符合与深圳经济特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求是相适应的。
深圳的市场经济发育早，已经影响到各个领域。在上世纪90年代，市委市政府就提出要加快文化产业和体育产业发展的要求。当时我们了解到，新加坡在文化产业引入民间力量联合经营方面搞得比较好，我就带了一个小组到新加坡考察。考察回来后，经过反复研究，考察组向市委提出了关于建立“报业集团”以及“广电集团”的改革方案。
市委常委会很快批准了这个方案，引入市场资金共同建立了“天威电视网络公司”，实行股份制经营；利用民营经济组建全国最早的足球俱乐部；文化产业和体育产业在深圳经济特区这块沃土上蓬勃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初关于组建报业集团、广电集团的方案被搁置起来。后来，我到省里任副省长之后听说，在市委市政府各位同志的努力下，广电集团和报业集团后来还是率先于全国其他地区成立了。
三
1995年，我担任市委副书记，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负责党群工作。党群工作的一个重点，是干部工作。干部工作的关键是培养和使用好干部。我比较注重和组织部门的同志研究干部工作，落实好市委的部署，抓好干部的培训，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提供更好的平台让他们学习。
1996年，市委决定选拔年轻的、副处以上的干部分期分批到香港对口部门考察学习。通过这种方式，干部们学习了香港方面的先进经验，思考了一些问题，开阔了视野，成效很显著。
后来，市委决定组织干部去国外学习。深圳在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一块重要的试验田。不断加强干部的培训，不断提高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素质，是组织部门的责任。1997年，市委决定将部分干部分别派到不同的国外高校进行对口学习，时间为一年。
1998年12月，深圳市少年宫奠基仪式，左四为李容根。
被送出去的同志是经过单位推荐并通过严格考试才脱颖而出的。我记得，第一批被送去学习的对象，首先被送到安徽科技大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英语培训。同志们很珍惜这个机会，认真刻苦学习的精神还感动了学校的老师。培训完后，考试成绩个个达标。
通过国外学习，不仅丰富了干部们的知识体系，还开阔了大家的视野，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对全国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他省份地区也纷纷学习。
其实，在人才工作方面，深圳的经验是：不只是吸收全国各地的人才，而且也重视自己培养人才，甚至培养好的人才还输送至全国乃至全世界其他地方。
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有一位干部，到哈佛大学学习了一年，拿了我们国家一个经济学家的奖学金。由于拿到学位要两年，当时他学完一年以后，为了拿到学位，他申请多学习一年。此事当时被提出来到市委常委会讨论，大家意见不一——有人认为“机会难得，不给他读，不仅是他本人的损失，也是我们组织培训人才的一个损失”，而有些同志感到有些为难，担心他学成不回国还违反我们相关的一些规定。我认为，个别情况个别分析，凡事都有特殊性。在市委常委会上反复研究讨论后，最终同意让这位干部再进修一年，拿到学位。这位干部学成归来后，先后调任到深圳有关单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后来作为国家领先人才外派出国工作，为国家争了光。
可以说，选派干部出国对口学习这项工作，是市委站在把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成国际性大都市的战略高度上，所做的重大决策。
我担任副书记的其中一项工作，是联系民主党派。我经常和各党派主委联系，和他们交朋友。期间，有党派领导担心：各党派在发展党员方面不顾质量，追求数量，互相攀比，对党派的建设和发展十分不利。
于是，我主动找到他们，开会协商，座谈党建的工作，商讨大家意见比较一致的党员发展比例。过了半年左右，上级有了比较明确的要求，跟我们事先的沟通不谋而合。我从此事深深体会到，联系民主党派工作就要肝胆相照，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支持他们的工作，为他们排忧解难。
2000年6月，我当选为市政协第三届委员会的主席。如何充分发挥政协委员在经济特区建设中的聪明才智，是政协的重要职责。
我们首先要加强政协机关建设，提高为政协委员服务的能力。其次，提高政协委员在经济特区建设中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荣誉感。与此同时，原先每个政协委员都是代表所在党派或团体、民族、界别参加到政协组织，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政治协商。为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设，二届政协就把全部委员分别编进了各个专门委员会，而三届政协在此基础上又做了更细的安排——比如把“港澳台侨委员会”分成了香港组、澳门组、台胞组，各组分别活动，委员们的积极性更高了，活动的效果也更好了。
此外，第三届政协还建立了定期走访和约见委员的制度：要求驻会（专职）的主席、副主席走访不驻会的副主席；副主席走访常委；常委走访委员，这在全国政协工作中是一个创举。通过走访，缩短了大家之间的距离，增强了政协的凝聚力，社情民意的反映渠道更畅通了，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激活。
四
我在深圳任职20多年，其中有8年是在市里工作，其他十几年都是在原宝安县，算是亲历了改革开放前后的转变，见证原经济特区内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具体工作任务也与时俱进。
回想起原来在公社工作的时候，那是一个“以粮为纲”的时代，我们除了种好田，其他的方面很少去考量，虽然日子比较艰苦，但总体上还是相对简单。改革开放以后，思维更活跃了，思路更宽了，我们需要去考虑研究的领域更宽广了。尤其是我到宝安县工作后，考虑的是怎么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怎么一心一意把经济搞上去，让宝安的群众尽快富裕起来，把宝安的改革开放工作做好，不拖深圳的后腿。
当时为了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在农业上我们主要发展蔬菜生产基地、水产生产基地、水果生产基地等，通过这些基地供应原经济特区和香港的副食品。其次，我们还加快工业的发展。那个时候，工业发展没有基础，主要还是靠引进外资，发展“三来一补”业务大大推动宝安经济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每年翻一番。经济加快的发展让县城的建设、人们生活水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深圳从以前的一个边陲小镇变成现代化的大都市，从一年的十几亿产值变成2015年1.75万亿元的产值，这在当年是不可思议的。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深圳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些成就。
对我来说，很荣幸自己能亲身参与这个过程，它既是一个奋斗的过程，也是享受的过程。我在龙岗出生，是龙岗人，也是深圳人，我从小在这个地方成长，在这个地方奋斗，因此深圳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自己的家，建设深圳也就是建设我自己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