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口述㉑】方苞：深圳能创造奇迹，得益于“五个结合”

编者按：1980年，包产到户已经遍及全深圳市，解放了大批劳动力，1981年，不少社、队已经出现了万元户。本文由方苞口述忆深圳特区往事，回味改革之艰辛，鼓呼改革之共识，他总结，深圳能创造奇迹，得益于“五个结合”。

方苞（资料图）

方苞，1973年开始任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1979年至1983年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时设第一书记），副书记，同时兼任市政法委主任和宝安县委书记，1984年后调往珠海以及广东省里工作。

1

深圳建市后，我分管政法、三农工作。群众非法偷渡到香港谋生等现象屡禁不止，一直是困扰着宝安县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建市第一年，曾出现一天两三万人偷渡，归根到底是因为“穷”。推进农村改革，使农民尽快富起来，遏制偷渡风，为特区建设创造良好环境，成为当务之急。其效果之好、影响之深远，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改革，从农村的管理体制开始。从1978年开始，宝安已经有些公社试行包产到户，却受到外界的质疑、责难。我到坪山公社调研一周，向市委汇报、统一认识。虽然当时上级文件是不准包产到户的，但市委还是支持农村干部群众这种敢闯的精神。到了1980年，包产到户已经遍及全市，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大批劳动力从“吃大锅饭”的公社管理体制下解放了出来。

1978年夏天，习仲勋同志视察宝安后，我们在莲塘村香港新界的插花地上，与香港五丰行合作办起第一个年产10万只活鸡的示范鸡场，并以此作为培训境内养鸡场人员的实习基地。到了1981年， 深圳市内新建的规模达5万只以上的养鸡场达27个，活鸡出口量从1978年前的4万至6万只增长到114万只，1984年达600万只，到1989年达1800万只，约占香港市场的1/3。出口一只活鸡，农民有2元利润，农民年均收入增加了几倍。同时，我们还引进外资挖塘养鱼、租地种菜；1981年，又放开“三鸟”、塘鱼及果菜的外贸收购价格，以促进种养业的发展。深圳农村从包产到户、分散经营、自给为主的模式率先向种植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方向迈进。

为了更好地利用特区优惠政策的辐射作用，1980年和1981年，我们先后起草《深圳市农村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若干规定》和《关于恢复宝安县建制几项政策措施》，经市委审核同意公布实行。这两个文件规定，“社队兴办的农工商联合企业免征所得税三年”，“鼓励特区与县、社联合办厂（场）办企业”，特区政府“引进外资、‘三来一补’企业尽量放在宝安县去办”，“特区内的企业也尽量采取发外加工，设立分厂，委托承包等形式，将部分加工生产任务交给县、社企业经营”，宝安农村上述企业可“享受特区企业同等待遇”以及“县成立进出口服务公司，直接办理本县地方外汇进口业务”，外资“三来一补”项目由县审批等等，这优惠政策措施，有力地推进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

1979年，宝安县引进“三来一补”企业170多宗，利用外资1500万美元，缴费达1000万人民币，到1986年，已经增长了几十倍；在内联企业方面，到1986年，全县与国内20多个省联合办工业达100家，至1990年已达302家，总投资9亿多元人民币，年均递增62.27%。

由于深圳的农村率先实行了改革开放，1981年，不少社、队已经出现了万元户，全市农村从中看到了希望，农民已经不偷渡香港了，原来偷渡香港的村民回来定居的也逐渐增多。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农村的一般收入还超过了香港一般居民，困扰我们几十年的偷渡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2

深圳为什么能创造全国的奇迹，主要是“五个结合”：第一是敢闯精神和求实精神相结合，既敢闯敢干，又实事求是；第二是借鉴外国经验与重视本地实践的结合；第三，领导与群众的结合；第四是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的结合，就是“外引内联”相结合；第五是国家利益与群众利益相结合。过去，五个结合能创造奇迹；我相信今后坚持五个结合，也能创造奇迹。

专题：